胡耀邦逝世20周年等三则

大事·记忆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9期 出版日期2009年04月27日

4月13日－4月26日

胡耀邦逝世20周年

　　2009年4月15日，是中共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纪念日。《炎黄春秋》《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先后发表与胡耀邦有关的文章，以示纪念。

《炎黄春秋》今年4月期的首篇文章是李锐撰写的“向胡耀邦学习”，该文系《胡耀邦传》序言，成于胡耀邦逝世15周年，文中称赞胡耀邦“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南方周末》4月初的一期，则刊登了由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披露的胡耀邦在华北战场上所作的七律诗，文中大篇幅对该诗进行了注释性解读。《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一期则刊登一篇题为“普通人为什么怀念胡耀邦”的文章。近期互联网上也有一些纪念文字，以在个人博客或社区论坛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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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4月20日出版（2009年第14期），总第415期：

　　胡耀邦已经离开我们20年。作为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在史书留下浓重的一笔并不难，最难的是能在普通人心中也长久地占据一个位置，这一点胡耀邦做到了。

　　文／徐庆全

　　1989年4月15日上午，作为一名在读研究生，我在北京大学旁听了一门课。下课后，传来了胡耀邦在早上去世的消息。在同学们的沉默中，我默默地骑上自行车，直奔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家。近五十分钟的路程，不为别的，只想去给他鞠个躬。

　　还没有进入会计司胡同，就看到了长长的等候进去鞠躬的队伍。我相信，在长长的队伍中，绝大多数的人和我一样，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前总书记的音容笑貌之外，与他并没有个人交往的关系。人们为什么会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鞠躬，以我的感受来说，一是他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能不在心中给他留一个位置，二是他彻底颠覆了既往普通人心中的高高在上的领导人的形象，让普通人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尽管普通人并没有机会和他亲近。

　　几乎每个历史人物在盖棺论定时，都少不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或“永垂不朽”之类的话，我通常都把这句话看作是对死者的一种安慰，抑或说是满足死者生前的愿望而已，因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在史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并不难，最难的是能在普通人心中也长久地占据着一个位置。而胡耀邦却“不难”和“最难”得兼了，想必将“永远活在我们(普通人)心中”了。

　　有多少普通人感谢胡耀邦

　　从1976年至1978年，胡耀邦抓住了一个最要害的问题，拉开了中国社会大转折的序幕，这就是极具针对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意义有多深远，在党内政治层面已有定论。不过，普通百姓远离政治，很难说能解其堂奥。因此，要说有多少普通人感谢胡耀邦这个话题，还要从普通人的感受来说。

　　要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难，只要统计一下胡耀邦的所作所为中，有多少是直接让普通人受惠的，就迎刃而解。

　　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直接导演的一场拨乱反正的大戏。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概，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这一大戏中，唱主角的蒙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得到了平反，而作为配角的普通人，其“第二次解放”的感受更深。

　　胡耀邦的作为，直接惠及了普通人的政治生命。下面这一组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1957年，全国有55万右派；1958年“反右补课”、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全国又有20多万人“戴帽”，两者相加，有七八十万人。按照当年严格的政治审查标准，一个人“右派”或“右倾”，一家人就被划人另类。以当年五口之家的约数，这七八十万人，实际上牵涉了三四百万人的政治生命。胡耀邦让这些人从此“翻身得解放”，他能不在这三四百万人心中“不朽”吗?

　　我作为一个与胡耀邦毫无关系的学生，为何非要去给他鞠躬?直接原因就是他在这三四百万人中的“不朽”。1978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但与我家关系密切的长辈中有好几个是“右派”。我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胡耀邦这个名字，，也是从他们获得平反后无限感激的言谈中，记住了胡耀邦这个名字，并且此后一直关注着这个“小个子”的作为。我去给他鞠个躬，事实上代表着我的长辈们的意愿。我都如此，遑论那三四百万人!

　　包产到户，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场大戏，胡耀邦也是这场大戏的导演。包产到户，现在我们说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这创举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叫嚣言犹在耳，“一大二公”仍然为主流思想观念的情况下，要顺应农民这一伟大创举，并不是那样容易。而胡耀邦是如何做的?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哪一项都不可忽略，那么多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总书记任上的胡耀邦，连续主持推出了关于农村问题的“五个一号文件”，激发亿万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庆祝建国 35周年盛大游行中，农民游行队伍高抬“中央一号文件好”七个金色大字的巨幅标语牌走过检阅台，广场顿时欢呼起来，人们齐声高喊：中央一号文件好!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中，“一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胡耀邦这个名字，也被几亿农民挂在于嘴边上。

　　俗语云：“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上述两项是决定性的开局工程。谁在百姓这杆秤的分量最重?非胡耀邦莫属。

　　崭新的领导人形象

　　社980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只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的镜头而已，对于他的工作作风无缘知晓。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大会上作报告，亿万国人才算真正地了解到他的作风。在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胡耀邦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他几次站起来，辅之以大幅度的手势，甚至还夹杂有“这个……这个……”的口头语。

　　总书记的这种讲话风格，尽管在一些人尤其是上层中，引起了一些非议，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却觉得十分新鲜。当年与我一起看电视的一位长辈就说，这个胡耀邦啊，真是不循规蹈矩!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干实事啊!当年我还是黄口小儿，不能体会这位长辈的意思。现在阅历稍深，才有所体会：当年，胡耀邦实际上是树立了一个崭新的领导人形象。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在纪念胡耀邦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至深：“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应当是对耀邦所树立的崭新领导人形象感受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自然是针对着党内有人非议胡耀邦讲话随便而言的。

　　2004年，在胡耀邦诞辰日，我和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与胡耀邦有工作关系的杜导正同志到胡耀邦家去表达思念之情。那天来人很多，当着胡耀邦夫人李昭及亲属的面，也谈到了所谓胡耀邦讲话随便的问题。杜导正说了这样一番话：“有人说耀邦讲话随便，而且有些讲话为情绪所致，有失分寸。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晚年毛泽东式的领袖作风，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领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会绝对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觉，英明到老天爷上帝，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十句话说对七八句就很了不起。剩下的，给自己给大家留下回旋余地；即便自己错了，还可以斟酌，改正。讲话随便一些，不要总给人拿腔拿调、高深莫测的感觉。晚年的我宁愿同坦诚相待、平易近人的领导人物亲近。”

　　胡耀邦何以能树立起这个崭新领导人的形象?缘于他不管是位高位低，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他对自己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在场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

　　的确，在所能读到的党内高层对胡耀邦的回忆中，大多数人提到了胡耀邦作风民主这一条。比如，田纪云曾这样说道：“凡是他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很清楚地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耀邦意见不一致，跟耀邦争论起来，争得很激烈。事后，耀邦同志却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还多次对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胡耀邦这种崭新的领导人形象，在党内高层，带来了民主作风；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就是觉得他的这种形象不假，让人亲近。《左传》曾提出品评历史人物的“三不朽”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史家的评判标准，普通人总结不到这样的高度，只是有这样一个朴素的标准：一个领导人，你惠及了大多数人，你不假、让人亲近，你在人们心中就“不朽”，就真正地“活在人民心中”。

　　这，也是如我等普通人在胡耀邦逝世20年后还念念不忘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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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战场上父亲的一首七律——家庭、战场、胜利
作者: 胡德平
2009-04-01 16:11:43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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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同志和夫人李昭在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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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战场 七律 已有评论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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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命令往北征，
十万熊罴似潮涌。
兴师已定云霄志，
雪恨那堪儿女声。
寄语虽嫌情意短，
跨鞍顿觉马蹄轻。
叮咛及时读新报，
频频捷语亦消魂。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胡耀邦写给母亲李昭的一首七律。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野战军中工作，聂荣臻元帅是当时华北战区的最高军事首长。父亲去世以后，聂帅曾给母亲写过一封慰问信，信中他这样评价在战场上的父亲：“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经历了各个主要战役，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立了大功！”
父亲在战场上的表现，有聂帅这句评语，真可谓足矣、满矣！可惜我不是军人，很难对父亲在军中的功过得失做专业性的分析。但近日重读此诗，颇有些感触，想借此机会，回顾学习一下61年前那场战役的片段、花絮，体会一下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以及人民战争对父亲这样一个政治工作人员的思想影响，也算是对父亲逝世20周年的纪念吧。当时人民解放军那种勇于决战、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我们今天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也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诗作的创作背景
1948年3月，父亲在晋察冀三纵队任政治委员，司令员是郑维山，政治部主任是陆平。晋察冀三纵队就是以后的六十三军，“文革”时去北京大学“支左”的部队就是这支军队。
当时的晋察冀战区地处东北、华东、晋绥、晋冀鲁豫四大战略区域的中心，属战略内线。晋察冀军区既要和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为中心的集团敌群作战，又肩负着保卫中央工委、党中央的重任。
1947年6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全面战略反攻的新局面。太岳兵团、华东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相继转入外线作战，东北野战军更是把握了东北全境的战役主动权，捷报频传。但晋察冀战区仍在内线与敌军周旋，8月发起的大清河北战役，我军伤亡六千，歼敌五千，郑维山司令员认为此役“是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但中央军委考虑到华北战场的特殊情况，仍来电鼓励：“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只要有胜利，不论大小，都是好的。”（《从华北到西北：郑维山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p50）对一场并未大胜、全胜，甚至是得不偿失的战役，给予这种鞭策，反而更加鼓起了全体指战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同仇敌忾、求战求胜的强烈心愿。上下同欲，则可再战。
再战！再战何处？再战保北！在保定以北的固城、徐水、容城，敌我双方形成了激烈的会战局面。战事正酣，野战军司令部突然给参战的各纵队首长来电，让各部撤出战场，改攻涞水。三纵的郑维山、文年生和耀邦同志却有不同意见，三人年轻气盛，没有顾忌上下级关系，由耀邦同志急拟电文回复野战军司令部，大意是：现场坚持，争取情况变化。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情况果然发生变化。驻守石家庄的敌三军罗历戎部一万四千人贸然出动，增援保定，结果在定县清风店全部被歼。我军立即南下解放了敌军盘踞的石家庄。这是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攻占的第一座大城市。至此，晋察冀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才算正式揭开了！
清风店之役，我军要围歼敌军，至少要行军240华里，敌军只要走100华里就能进入安全区。为何敌军走不过我军？因为我军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人民战争的海洋，已陷敌军于四面楚歌之绝境。敌军每走一步，都有我方民兵、地方武装的冷枪、地雷、袭扰、坚壁清野、无吃无喝相伴。我军的长途奔袭，则有解放区群众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在村口路旁摆着大缸、小缸，里面装满热汤、小米稀饭、玉米面粥，桌子上、篮筐中放着大饼、白薯、鸡蛋等食物。沿途支援的民兵1万人，民工10万人，牲口近1万头，大车5400辆，担架1万副。有些大胆的年轻姑娘也在寻找心中的恋人——解放军中的杀敌英雄，不少年轻的战士常被路旁的姑娘追问：“你叫什么名字？能当英雄吗？”“英雄”，就是当时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各乡各村的剧团边扭秧歌边打竹板。
这边唱：
蒋介石，靠老美，
我们胜利靠双腿！
那边应：
同志们，快快行，
能走才算是英雄！
古人笔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日竟然成真，岂不快哉！杨得志同志回顾那时的战时动员，作战命令，一往情深地写道：“今日读来，仍感到热浪扑面、催人奋进。”（《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p334）
在部队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战斗信念和提高军事指挥艺术的基础上，郑维山、胡耀邦所在的三纵队又于1948年1月中旬，在唐延杰、李葆华、王平指挥的一纵队配合下，于涞水庄疃消灭了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的虎头师——新编三十二师师部及三个团共7000人！三纵队在连续作战、连续胜利的祝捷声中，并未飘飘然，在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冀西唐县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主要是查部队的思想作风问题。这次军心大振的整军、整党运动，后来就被习惯地称为“唐县整军”。
晋察冀军区的战略反攻进入了实施阶段，第一场战役就是察南绥东战役。以上情况即是父亲创作此诗的写作背景。

胡耀邦赠李昭诗手迹　图/胡德平
诗文注释
发表这首诗，有助于读者了解耀邦同志的生平和思想发展。又因为该诗是写给母亲的真情之作，反映了战争年代的家庭关系和夫妻关系，更是很珍贵的史料，客观介绍这些史料，有助于后人了解耀邦同志在公共场合之外的生活和精神追求。前段日子，凤凰卫视的记者曾问我，耀邦同志有什么缺点？这确实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虽然我想得很不成熟，也想顺便在这里作些回答。
今人读古体诗，首先要有人注解和注释，注解是对诗文最基本的考据，注释则宽泛一些，是对诗意的说明。注解准确，注释不产生矛盾，如何理解、评论作品，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事了。诗无达诂，除非作者本人有注，否则任何人代庖，恐怕都不能完全合乎作者的心意，完全有悖于作者原意的介绍，也不是件新鲜事。我愿作一注人。我的注解、注释，不在典故、音律方面，而在时代背景和诗中所涉及的具体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大的背景前面已交代了，并多是抄书而来，下面的部分，则是我的一点心得，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1.这首七律有无题目？
该诗是父亲在给母亲的一封短信中写就的，信末所署日期是六日晚，查父亲的日记知道是1948年3月6日。
该诗当时没有题目。1951年1月，父亲又回忆起这首七律，在一张“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公用笺”上写下来，因为事隔三年，追记的诗句与原文有一定出入，把原诗的写作日期也记错了，写成“时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但与原诗抒发的对象、情怀、对母亲的叮嘱及遣词用句基本相同。故仍用原诗发表。
这次追忆，父亲给原诗拟定了题目，即“察南战役讨伐傅匪出征前寄李昭”。确切地说，那次战役的全名是“察南绥东战役”。察南是原察哈尔南部，即今天的张家口地区，绥东是指内蒙古的集宁地区、呼和浩特地区。此地是傅作义部队的兵粮要道，平张、平绥两条铁路必经地。
有题目，有诗文，这首七律才算珠联璧合，更能完全体现它的历史价值。
2.父亲为什么要给母亲写诗？
该诗当然是父亲要去察南作战，给母亲的临别赠言，即兴赋诗。
母亲参加革命前，已是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比父亲初中一年级的水平还要高，并有相当的古文基础。她就教过我们兄弟一些文学作品，如《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春夜宴桃李园序》、《阿房宫赋》等古文。1948年3月3日，她给父亲写来词曲一阙：
一去一来三百里，
五日以为期，
六日归来已是迟。
但愿相烦喜鹊儿，
先报那人知！
父母两人感情极好，相见离别都有约期。父亲当年33岁，母亲27岁，母亲一直挂念父亲的安危祸福，还多情劳驾喜鹊，要把自己的心情告诉父亲，她想跟父亲说什么呢？两人之间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母亲那时又有身孕，是老三，老二远在陕北，老大……父亲读后动情，即把自己部队的出征壮举告诉了母亲：
连去连追将千里，
胜利必可期。
三月虽归竟大迟，
但愿娓娓燕，
及时伴春飞。
母亲对“一去一来三百里”都在计算，忽听“连去连追将千里”是否把母亲吓着了？三天以后，他又补写了本文开篇所引的七律，重申“胜利必可期”的信念。父亲写诗之日的第二天即出征北上。
3.察南绥东战役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解放战争中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是中国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大决战。辽沈战役则是三大战役的第一战。辽沈战役早有酝酿，毛泽东同志是观察战局大势，捕捉每一战场动向的战略家，他1947年5月20日就曾致电林彪司令员，说明中央解决东北问题的战略设想，并要求其早作准备。郑维山同志介绍，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不休整，抓紧冬季作战，争取主力早日南下北宁线，“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昌黎、滦县地带”，以“应对蒋军撤退”。这就是设计辽沈战役“关门打狗”的最早蓝图。同时，毛泽东指示晋察冀野战军2月底、3月初可打平绥，即察南绥东一线，4月或5月打冀东。总之一个意图就是把傅作义集团留于华北，配合东北野战军解放全东北。
我认为这就是察南绥东战役的战略目标。晋察冀军队也据此制定了新的具体作战方案，实施宽大机动，迫使华北敌军分散，远离东北战场。如果毛泽东的作战方案能更早落实，借东北野战军猛扑锦州之机，华北野战军围打山海关一线，那么辽沈战役或许可以提前几个月大捷告成。
晋察冀野战军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才积极北上作战。
4．注释首联
一句“一纸命令往北征”，形象反映了人民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军纪严明，忠于人民，服从党中央领导的极为可贵的优良品质。
作战命令由野战军首长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发布，时在1948年2月28日。三纵队一个旅于3月4日出发，东向出击平保线，主力则于3月7日秘密北进。
“十万熊罴似潮涌”，我军动用多少兵力实施这次战役，有这么庞大的兵力吗？有！
这次晋察冀军区投入了六个纵队，分两个兵团发动此役，左冀兵团为一纵、六纵，由唐延杰、王平同志指挥。右冀兵团为二纵、三纵、四纵，野战军司令部随四纵进行指挥。七纵则留在大清河北吸引敌人。与兵团同行的支前大军数万人，大车200辆，担架5000副。当北上大军跨越北岳恒山，出现在城关隘口上时，真是人流滚滚，人马欢腾，有如潮涌，说十万熊罴也好、十万精兵也罢、十万兵民也行，我想都不为过。
5.颔联注释
“兴师已定云霄志”，较难作准确的解释。因为“云霄志”不像“一纸命令”，“北征”，“十万熊罴”那样可以做出具体的说明。“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是种“云霄志”，“进军察哈尔，解放张家口”也是一种“云霄志”。这些努力目标都是父亲胸中的“云霄志”，但此外还有没有什么更有意义的新元素，能使父亲树立我军此战必胜，华北战场必胜，全国解放必胜的“云霄志”呢？我认为这种新元素就是1948年3月初刚刚结束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次整军运动，是在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前委制定的“关于深入三查展开三整的决定”指导下进行的。
郑维山同志认为这个“决定”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回忆录中说：“它的可贵之处，就是迎着‘左’的政策来的，对着简单粗暴的过火斗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正确主张。”（《从华北到西北：郑维山回忆录》，p51）如“决定”把整党中的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工作，明确为主要是查思想，反对以阶级出身、成分划分敌我阵营；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听任群众的过火斗争；保障受处分的同志有上诉申辩的权利；避免在群众大会上追问题、追线索的做法。曾为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郑维山，对此“决定”和运动颇有体会，他说：“自我参加红军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几十年间，经历过的政治运动不算少，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产生扩大化的为数不多。”
因为正确执行了“三查三整”的整军路线，所以运动一经结束，部队的求战热情十分高涨，“察南绥东”作战方案，同时出台。
父亲参加过延安审干的抢救运动，知道运动把中央军委机要部门的大部分同志都打成“特务”的错误做法。所以在这次整军运动中，他的反“左”态度、立场是十分明确的。三个月的战场整军执行了正确路线，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肯定又再次催生了他再战、求战的“云霄志”。
“雪恨那堪儿女声”，“堪”字当作“胜”、“禁”、“能”解，意思是报仇雪恨，胜于家庭妻儿之情。
“雪恨”又是何意呢？我晋察冀野战军曾在平绥线上的张家口、大同、集宁等军事要地吃过大亏。尤其是1947年10月因轻敌丢失张家口，从而使整个华北战场形势为之一变，也使蒋介石在当月召开的伪国大上反动气焰达到顶峰。现在我军反攻又赴故地作战，岂有不报仇雪恨之志？十多年后，父亲还对家人说过，只要在张北某处隘口放一个团，敌人就进不了张家口，可见他对战场失手的追悔。
6.颈联注释
“寄语虽嫌情意短”，何意？父亲给母亲的七律，是附于一封信函之后的，诗未尽意，信也写得很短，主要内容是：昭：
去了。
还有什么叮嘱没有？你可以生活，林汉臣会带孩子，孩子相信爸爸，不久要接他。如此，就想不出来了。
此外还对母亲“生了一点气”，抱怨母亲没有把他的一枝好笔和墨水送来，并附上陈正湘夫人康捷同志给母亲的一封信，如此而已。对母亲安慰不够，恐怕父亲心中还是有所愧疚，但这不是和平时期，马上就要北上打仗了，急迫的战事催人上马，轻快的马蹄定能补偿家庭的损失。参加革命多年的每个同志都能算清这笔账，父亲也是其中一人，何况他还是一位纵队政委呢？林汉臣是曾参加红军西路军远征到新疆的一个老战士，让他带孩子，他还老大不愿意呢？
7.尾联注释
“叮咛及时读新报”，这是父亲对母亲的关心和嘱咐，离别的宽慰不如未来获得胜利更喜悦。他劝母亲多读一些战场上的消息，这是他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引以为豪，也是对母亲思念的回报。
不管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建设年代，父亲都十分重视文化。他为三纵队政治部编写的人民军队“新三字经”做过修改。鼓励战士在行军、休整的空闲时间识字学文化，平常亲自抓纵队政治部出版的《前线报》。对这次察南进军，他做了充分的政治宣传、战役动员工作。为使纵队上下对解放战争的全局有更多的了解，提高部队必胜的信心，他还同政治部主任陆平编写了《十大胜利信心》歌谣：
一、蒋贼卖国打内战，全国民心已大变。
二、兵力不足又分散，年半被歼二百万。
三、军官腐败又无能，士气低落不愿干。
四、美国帮忙不顶事，经济危机没法办。
五、蒋区人民活不了，到处反抗闹翻天。
六、帝国主义纸老虎，民主力量大如山。
七、平分土地农民乐，军民团结不困难。
八、自由人民一亿六，全国解放将一半。
九、人民军队炼成钢，雄师已过二百万。
十、毛朱指挥无敌手，眼看蒋贼快完蛋。
要让部队有信心，还要使部队明白信心由何而来，他和陆平主任又编写了《十分把握》歌，专对我军的长处、优势作了分析，又和敌军做了比较，歌谣前两句是：“困难虽然有，把握有十分。”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时期我们政府部门常说的一句话：“虽然问题年年有，办法总比困难多。”两段话都好，似乎战争年代口号更主动、积极些。
因为察南绥东战役是长途远征，我军又曾受过敌军长途奔袭攻占张家口之苦，父亲洞察敌军机动作战的谋略，他就请《前线报》社长丁国材根据《三国演义》对邓艾偷渡阴平的历史编写了《邓艾灭蜀的故事》，又编写了《行军快板》。父亲从延安时期已养成了研读毛泽东文章的习惯，在晋冀察期间，他还主编了《毛泽东文章谈话选集》供纵队领导学习。
“频频捷语亦消魂”何解？察南绥东战役调动了敌军主力3个军，1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歼敌两万多，解放县城15座，恢复了广大的察绥根据地，敌人惊呼这是“决定华北命运的一战”。母亲天天在报上读到这些战况战果，应该也会感到很大的安慰和自豪吧！
应该说，这次战役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取得更大战果，和其他战区的野战军战绩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但晋察冀部队此后又转战热河西部、河北东部、北平周围、察哈尔东部和内蒙古东部，在广阔战场上行军7000公里，将敌军牢牢拖在华北地区，为辽沈战役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胜利后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对解放战争的总结一直没有中断。本文说的华北敌军，主要是指傅作义部队。傅部作为一支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竟成为我军劲敌；傅作义又能够替代李宗仁、孙连仲成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绝非偶然。如何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这些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人物，今天已经提到我们的研究日程上来了。
郑维山同志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他对华北敌军首要人物的分析，亦可看出我军将领的政治水准。他说：“登上1927年以后中国政治舞台的反动人物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压根就反动是没有的，老一辈的参加过辛亥革命，余者也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对日抗战。”（《从华北到西北：郑维山回忆录》，p117）“在国民党军中，既是抗日英雄，又是反共先锋者，是不乏其人的。前述李宗仁、孙连仲均属此例。傅作义则更有典型性。”（同上，p121）傅作义作为杰出的爱国者，毛泽东也曾誉之为“北方领袖”。以后傅将军在平津战役中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投向人民，保卫了古都北京，这份光荣已留在历史的册页上，确不应被人忘记。我们后人真诚期望台海两岸终止战争状态，国共再度合作，共谋中华振兴大业。
毛泽东同志对林彪应及早南下的批评也应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批判林彪也不应为批判而批判，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越战越强，最后歼敌47万，使敌我军力的对比发生全局性的逆转，厥功甚伟！令全军称赞，但当时亦有微辞。如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由王宗槐领队的三百人“赴东北学习团”赴长春前线取经，一致认为东北我军素质高，装备好，政治工作活跃，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涨。惟所到各处，既接不到打长春的命令，也听不到南下锦州的指示。“联系华北我军为配合东北作战，长足机动，战事频繁，颇多感慨。”（同上，p168）现在应该明白，其中干系最大者就是林彪。
道出其中问题所在的还是毛泽东。据聂帅回忆，毛泽东曾严肃批评林彪：“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考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面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好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版，p688）至此林彪才于9月南下北宁线，但因葫芦岛敌人增兵，他又动摇想北打长春，被毛泽东制止。战争也好，建设也好，都有一个认识大局、配合大局、服从大局的问题，要说创造性、主动性，也应体现在不损害大局的前提下，使局部推动大局，如能起到异军突起、带动大局的作用，那当然更好了。
从父亲和母亲的诗词应答可知，父亲在战场上充满积极求战、勇于应战、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信念。他忠于“实践论”，在三年解放战争的实践中，建立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态度和认识。但也有不足和缺点，那就是急躁。三纵在“三查三整”运动中，三个旅的旅长、政委都认为纵队首长工作积极，积极求战，部队越来越巩固，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较为集中的是“急躁”，九旅旅长陈坊仁说得更明确：“胡政委有些急躁，往往不估计时间，催得很紧，有时还说些讽刺的话。”耀邦同志也深知这点，会议开始，他就讲了他的缺点，其中一条是：“思想领导并不严，有时则着急，采取不正确的刺激方法。”工作着急，进而急躁，这个缺点，父亲确实存在。敢于胜利就要敢于决战，敢于决战，就要有胜利的主客观条件，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机动权，否则就是蛮干、冒险。这也是我对凤凰卫视采访的回应吧。当然这里说的敢于决战，并不是每战都是决定性的战役，而是需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林彪迟迟不敢南下北宁线，正是他没有及时发现敌军已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其主力已被分割成点线状态，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军心士气大跌大落。父亲在东北战场的邻区作战，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才用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观点讨论辽沈战役。
耀邦同志对辽沈战役前东北战局的看法有文字记录。“文化大革命”的1974年9月5日，他在团中央支部大会上有次发言，非常认真地谈到这个问题。
他首先认为，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打得好，打得很好！”“并不会由于林彪在其中犯了错误而丝毫减色。”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犯的是什么错误呢？父亲认为是“畏缩不前和右倾动摇思想”，“是敢不敢决战”的问题！从他在华北战场上的亲身感受来说，父亲非常容易接受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
为何一个军事奇才，指挥着百万大军的军队将领不敢决战呢？父亲认为，“在大好形势下，既可能出现左的骄傲自满和麻痹轻敌的思想，也可能出现右的畏难动摇的思想。这是因为：大好形势一来，我们党就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新任务，就要实行‘不断革命’。拿我们过去的一句习惯语说，就是要我们的同志更加过得硬。”“就是在这种要求更加过硬的形势，我们有些人担忧起来，害怕起来，动摇起来。”
林彪畏缩不前，不敢决战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毛泽东根据1947年下半年战场形势的变化，首先提出要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九月），接着又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国（十月）”。父亲认为：“这当然是个过硬的任务。正是在这个硬任务面前，林彪动摇了，害怕了，这就是林彪犯错误，搞右倾的历史背景。”
最后，父亲对辽沈战役前的情况作了一点总结，我认为很好：“我们队伍中出现机会主义，往往是这样两种关键时候，一种是敌情严重要坚持的时刻，一种是大好形势需要过硬的时刻。前一种时刻，主要表现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后一种时刻，主要表现是消极保守，临阵退缩。”我认为父亲在“文革”期间，对林彪在辽沈战役前的消极保守所作的分析还是独树一帜的。
话又说回来，父亲这种认识和批判毕竟是在“文革”中的认识批判。辽沈战役前，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不但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还应淡化一点是党内矛盾，还可再淡化一点，是中央军委高层的矛盾，如果不是林彪出逃，我看也不会拿辽沈战役前的一个问题公开批判，哪有常胜将军？以常识而言，我军也绝不会因为一仗未打好，二十多年后又行批判。但又一想，如果党内生活完全民主化、正常化，对林彪关于辽沈战役前形势的认识及出现的各种消极倾向进行深入总结，也未必是件画蛇添足多余之事，举一反三，推而广之，对建党、建军、建政都是大事、好事、善事，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应持如此态度。
200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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