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的一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振聋发聩，引来中国学界的一片争议。王德威从晚清以降翻译外学与阐释传统的文学再造活动出发，看到了晚清学者兀自发展的不同的“现代”视野。这几年，王德威在晚清小说传统之外，从诗学、文论等方面继续探究“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晚清的渊源，以期辩证看待“五四”的复杂性。
“五四”已经九十年了，王德威希冀通过自己对晚清文学的研究，拒绝学界和主流话语对“五四”“化繁为简”的惯性传统，并且希望在“五四”的“革命”与“启蒙”的传统思维之外，将“抒情”纳入到“五四”话语之中。
研究晚清小说、诗学、文论是为拒绝“化繁为简”
东方早报在专访中提问：“多年前您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时引起了相当大争议。今年正值“五四运动”及“五四新文学运动”九十周年，现在您对当年的观点有何补充或修正吗？”以下则是王德威的回应。
王德威：我有两点需要澄清。当年我写《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时，是有一个策略性目标的。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晚清小说研究。经过多年的阅读，我了解到，晚清小说的丰富和驳杂远远超过我们在教科书上的认识。我们的文学史，以前过分地讲究一以贯之、单线式的发展模式。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晚清就是一个分崩离析、颓废、衰败的时代，以此衬托“五四”是一个平地一声雷、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于简单、线性文学史的看法，我刻意提出历史的起承转合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是突变、戏剧性的，这是我做晚清文学研究的动机。
我相信，在原来文章的论述里我并没有刻意地说，因为有了晚清就贬低了“五四”的意义和历史关键性位置。谈晚清的重要性，不是来刻意贬低“五四”的贡献。
经过整个二十世纪对史学观念和历史经验的理解后，我们在1990年代末可以放开胸怀去看待所谓中国文学现代性兴起过程中的各种坐标。我至今一再运用空间式的想象坐标，刻意与传统史观中简单线性思维作一个对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到今天我会强调当时那篇文章辩证的复杂性。
但是，尽管有方法论的依据和整个历史史观的变化，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当时甚至至今依然具有挑战性。
王德威：相对的，如果有任何一位同事来告诉我，“没有五四，何来晚清”？我会说，“对呀，这是把历史的因跟果倒过来了。”所以，我会乐观其成。有这样的辩论，反而坐实了我认为的历史学的复杂性。
晚清的确是民国塑造出来的，这不是自然发生论的问题。这个文章的题目也许会引起许多的议论，但我很高兴有这样的议论。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那如今对这一观点有补充的地方和新的思考吗？
王德威：我原先一直在做晚清小说的研究。这几年，我把这一研究方法扩大到晚清诗歌、诗学和文论的领域中。所以我最近写了一些关于晚清桐城派的文章，就是关于诗与诗学的问题。
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观点是，晚清诗歌从龚自珍开始，经过黄遵宪的发展。我觉得，这当然是有启发性，可以让我们理解到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兴起的脉络。把晚清拉到鸦片战争前后，这是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的特权，为研究需要可以移动时间坐标。龚自珍所代表的比较唯心的、黄遵宪继续发展的新体诗传统，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是晚清诗学的发展，不是只有这一条线索。我的意思是，在晚清的六十多年里，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不一定要浓缩到一个新体诗的兴起之上。
事实上，当时一些传统文人把不同时代的文类同时纳入到他们的视界之中，他们可能正在实践六朝的东西，实践华丽、绮丽、颓废的晚唐诗风，当然也包括宋代诗词，这些东西同时被置入晚清文人的文学探索之中，不同诗人各行其是。这是晚清文学另外一个同样精彩的现象。
间接地，这一丰富的晚清诗学现象和“五四”也是有呼应的。古体诗并没有因为“五四”的兴起，突然关门大吉。在某种意义上，很多“五四”的文人，比如郁达夫、周作人、沈从文、聂绀弩等，这些人是“五四”新青年，他们一开始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代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诗学，但在某些关键历史时刻，古体诗会再次回到他们的创作中去。
这个问题让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有更为复杂的认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死我活的时代，它复杂的纠结过程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的传统仍然千丝万缕很细腻地牵扯其中，这恰恰是让现代性的议题变得更为复杂。古体诗跟现代诗的纠结现象，大家做的很少。这更不用讲诗话的问题。说到诗话，我只讲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但“词话”也不只有这一本。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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