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9期 出版日期2009年04月27日
无需否认，“五四”曾经以反抗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姿态掀起过民族主义抗议风暴，从此被打上了政治运动的明显印记；也无可否认，“五四”知识人曾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揭示了“人的觉醒”的极端重要性。故而把“五四”定位为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与挣扎的张扬表演都有充分的理由。与此对应，无论是“政治史”的描述还是“思想史”的分析都应在“五四”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过多地刻意抉取“五四”某一剖面加以放大分析，或把一个侧面的有限意义夸大到足以取代其他侧面的程度，实不足以窥见“五四”之全貌。
对“五四”进行过度的“思想史”分析容易出现问题，我提议用一种方法对此予以补救。我暂且把它命名为“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所谓“社会史化”大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关注“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二是要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演化意义，特别是要着力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
我的主张是，把“五四”看作是近代历史长程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重新加以审视，聚焦的目光不限于其作为政治运动瞬间发生的事件含义，也不限于揭示心灵自我重新发现过程中爆发出的内在紧张状态，而是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
“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政治改革失败的背叛。“五四”运动固然由新潮知识分子发起，但其变革的初衷基本可以说是脱胎于对晚清民初政局的思考。民初首要问题是如何面对清朝灭亡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以重建国体政体，知识分子的眼光此时也只能聚焦在如何建立现代政治党派以应对上层变革的紧迫要求。但当时军阀交替主导政权的结果，使得民主改革的美好愿望迅即破灭。短短数年，民初知识人中就已累积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危机。
“五四”运动的爆发从广义上说，就是对民主政治改革深陷危机状况的一个回应，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不过是内部政治变革连遭挫折的一个折射反映。民初政治改革的失败，诱发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建设由憧憬幻想到绝望厌弃的悲观情绪。
正逢此焦虑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本来被奉为学习榜样的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的劳资纠纷与贫富分化现象，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崇拜心理发生动摇，与上层“国家”改造相对峙的“社会”变革概念日益渗透进知识界并迅速扩大其影响力。民初知识人有一个从迷信国家制度的创生能力到崇尚“社会”改造思想的转换过程。原先企图通过国家政体设计顺利实现社会、文化乃至心理变迁连带反应的期盼完全破灭。
在“五四”前后的几年里，像梁启超这样的“制度主义”爱好者和政治党魁都开始产生厌恶政治的情绪。1915年1月，任公在一篇文章中，检讨自己20年的政治生涯，得出了自己从政以后皆“败绩失据”的悲观结论。可能是出于对民国党争的失望，故认为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又发现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要实现健全的政论，必须在“社会”领域里有所作为，否则，政论不过是徒供感情之用，或成剽窃干禄之资。可见这时任公已开始认为政治的衰败不振，实源于“社会”的堕落坏朽，“社会”治理乃是政治振兴的根基所在。
此时，“社会”已经替代“政治”成为民初知识精英重点讨论的关键词。但对“社会”的讨论和理解显然不是“思想史”意义上的纸上空谈，而是一种实际行动的表现。所以，我们还须考察决定知识精英话题转换的一个“社会史”因素，这个因素即是“代际转换”及与此相关的人际网络的变化轨迹。
如何有说服力地描绘出“社会改造”的具体图式，变成了考验“后五四”时期知识人表现能力的试金石。实际上，是否具有一种实践的含义，变成了衡量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认知和改造能力的标准，尽管采取的策略差异很大，如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注重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以及个人在社会中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乡村建设者则具体考量如何在“社区”的局部范围内重建一种政治、文化与社会混合并存的新秩序，从而通过地方改造的途径逐渐渗透进基层而使之生效。社会主义者则以阶级冲突为社会之基本特征，主张从根本上用暴力手段颠覆和改造现行制度。
可见，“社会”一旦成为“五四”的关键词，就不仅表现为一次性的广场政治事件，也不会仅仅成为被囚禁的个体心灵寻求自由时释放出的焦灼私语，而是一种“行为”选择构成的异动与挑战，这些“行为”的载体分别与不同的人际网络的联系方式和认同基础有关。我们的视野如果不聚焦在这些人群行为的差异上，就难以理解“五四”作为革命象征的真正含义。■
摘自《“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参见“本刊5月荐书”，题目为编者所加，本刊有删改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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