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 2_寓真

聂绀弩刑事档案 2_寓真

“反动言论”真灼见
　　聂绀弩档案中的“现反”犯罪证据，除了“反动诗词”，还有许多的“反动言论”。被人举报的“反动言论”材料达上百页之多。其中一段时间内，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集中在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受到批判而鸣不平。
　　聂绀弩为邵荃麟等人受到批判而抱打不平，以至满怀愤慨，这一话题在与友人聚会中屡屡涉及。在有关机关反映他问题的报告中，称之为“反对文艺整风”的言论。因为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各机关部门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聂的言论涉及了当时重要的文艺方针。
　　“写中间人物”问题，是文艺批评家邵荃麟在1962年提出来的一个创作观点。这年6月召开的《文艺报》重点选题讨论会上，他讲到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由此引申，提出了文学要“写中间人物”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在同年8月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说，文学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壮丽辉煌的史诗题材，而是要从周围比较熟悉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间去认识社会变革的真实状貌。写英雄人物是为了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中间状态的人物。这是因为，“两头大，中间小，好的坏的都比较少，广大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很重要，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时任全国作协党组书记，他的这个文艺理论的提出，对于长久处在“左”的思想束缚中的作家们来说，应该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宽松作用。然而风云变幻莫测，就在中国作协召开大连创作座谈会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抓阶级斗争。很快，小说《刘志丹》被定罪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接着，毛主席先后发表了两则“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批示”，强化了对文艺创作的严厉的政治控制。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政治批判。到了1964年，便是邵荃麟首当其冲。《文艺报》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对邵发起猛烈攻击。随之一大批作品，包括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都被定为“毒草”。
　　这是已经消逝的一幕历史。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出于对文学的爱好，颇为关心当时的势态，也注意阅读《人民日报》那些批判文章。对于《早春二月》那批好的电影照样爱看，对于“写中间人物”的代表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照样爱看，但同时，对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也能接受，因为心里都清楚那是中央的态度，是“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个时候是听不到第二种声音的。文艺界的一批正直人士，当时就对那种“左”的方针抱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情绪，这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
　　当看到聂绀弩当年的那些叛逆言论的时候，是非常令我激动的，我感到聂绀弩就是那个时代刚直不阿的文化人的优秀代表。
　　通过阅读他的言论，重新回顾上世纪60年代前后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文艺界状况，深刻感受让斗争哲学干预和践踏文学艺术殿堂的那种残酷和悲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独立精神的顽强与可贵。
　　聂绀弩的这些言论，有幸保存在他被判处刑罚的司法档案中，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出来的。这在当时肯定是一种被举报的材料，有些当然也是充当了定性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的。无论如何，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是弥足珍贵的。这里虽然只能从原始材料中摘录一小部分的内容，但我想也已足以显示它的阅读和研究价值。当然，聂绀弩也有他本身的认识的局限，他的言论未必都是正确的，这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的。而且，这些言论都是聂绀弩日常的随意言谈，然后变成了举报材料，所以，难免有种种不准确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和研究中不可求全责备的。
　　1964年10月18日上午，聂绀弩与登门造访的友人交谈，聂说：你知道现在文化界问题谁最严重吗？最初我还以为是阳翰笙、田汉，都不是。原来在半年前，陈毅在上海有个报告，提到有些人党龄很高、“比我还高”，他们在文艺方面也做过些事情是好的，可是他们最近完全不按中央的政策办事，这种人不管资格多老是要开除的。我初以为是搞阳、田，后来才知道不是，现在最严重的是邵荃麟，原来前年邵用“作协”名义召集一次北戴河的会，参加的有周扬、茅盾他们几个人，提到写中间人物的问题，周扬也讲了话，认为可以写。邵、茅又在大连开了一次作协的会就提出来，事情被上头知道了，大发脾气说这不是完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张唱对台吗？事先也没有关照，事后也没有报告，于是周扬他们就把事情向邵荃麟一推，这样，邵就严重了。
　　1964年10月31日下午4时，与友人在家闲谈，聂说：邵荃麟的事情公布了，你看见吗？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好家伙！人家是多少年痛苦经验中得出来的意见，是谈文艺创作，你却把他拉到政治上来，这有什么道理呢？事实是如此嘛，英雄人物总是由中间人物发展下来的，你不写中间人物就没法子搞更多的文艺创作，这是文艺界多少年来的经验。好，这就给你扣个帽子，把个胡风拉出来与你相提并论。这不是邵荃麟捡起了胡风的刀子，而是他们捡起对待胡风的刀子来对待邵荃麟！
　　我在北大荒有一次曾经考虑过，胡风这个人真是聪明，他有许多看法是很尖锐很透彻的，他早就说过你们要糟糕的，你们将来会自相残杀！想起来真是惭愧，我就没有这个预见，在许多问题上我就没有他看得深远。胡风那“五把刀子”没有一把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在文艺问题上是站得住的，你拿他当政治问题，拿党来压，整个党去跟一个人较量，就算胡风不是一个人，有个集团吧，也不过现在整出来的几十个人，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搞胡风那个时候不是声势煊赫，闹得满城风雨嘛，连我都整在里头，都是胡风分子，最可怜的是一些青年人，爱看些文艺书，看到胡风的东西就向人吹，这一来就算胡风分子，反革命。部队里有一个年青人，为此一直坐牢坐到现在。
　　胡风有许多见解是接近真理的，他早就说过不能写英雄人物，你自己不是英雄你没有英雄的思想感情，你没有他的生活体验，你写出来只是假的，是捏造的英雄人物，只能骗中学生和小孩。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真实的英雄人物都是从中间人物发展出来的，他们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人物逐渐转变成功的。一个无知无识的农村老太婆，由于社会的压迫，由于地主、军阀和保甲长的压迫，她活不下去了，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她才逐渐参加革命，这才是客观真实。写一个农民放下锄头去参军，听几个报告，他就革命了，他就是非常纯洁，非常勇敢和坚定的革命战士，这不可能，这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水浒》里许多英雄人物，他们都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本来也没想到上梁山当英雄，特别是宋江这样的人物，他就没想到上梁山当头头儿，他是经过许多波折逼得他没路可走才上了梁山的，所以说“逼上梁山”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当了英雄也都有缺点，《水浒传》写得好也就是写出了这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真实的英雄不是天生的，是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也不应是作家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是根据真实的人、真实的社会环境提炼出来的。如果说文艺作品只能写毫无缺点的英雄人物，都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这就只能搞假人物，这个道理对小学生讲都会相信的，可是对作家们讲他们就没办法做到。
　　荃麟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根据这些年来作家们的失败经验提出来的，这次的问题那么严重也不是由于他提出来，而是提出来之先没有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其实他提出来的时候中宣部也不是不知道，周扬、林默涵他们全都知道嘛，还有茅盾，只是中央领导不知道，等到事后看到了发表的意见才大怒，认为跟座谈会唱对台，最后把问题推到荃麟身上，都是这个原因。
　　杨献珍的问题也是一样，人家从另一方面提出补充，使得一分为二的观点更完整，而并不是推翻，或是有意的唱对台，可是就拿出来整，这样人家是不会服气的。
　　1964年11月16日晚，在莫斯科餐厅与友人小聚，饭间，聂说：‘五七年’左右真是个黄金时代，吃的东西什么都有，而且每家馆子有每家馆子的特点，现在呢，都一样了。文章也是如此，刚解放时有些报告文学写得真好，有真感情，现在呢，不敢写。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剧本可以说写一个成功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是写一个砸一个，没有办法。现在没有人带着真感情写东西的……
　　我想，鲁迅如果不死，会好一些，论地位他在郭沫若、李济深之上，他应当有宋庆龄的地位，副主席再挂一个科学院之类的名义，他可以不写文章，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像郭沫若那样，这就有个可以讲实在话的人。现在不是，都是唯命是从的，都是唯恐马屁拍不上的，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
　　外国人写传记文学很少好的，他们是写效果、写政策，而不写人，人的本身活动，人的思想，人的各种感受和他的反应，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中国不同，中国传统的史，都是以人的活动为纲，写人物性格，写他的感情，他对于事物的直觉和如何解决，近年来我们也学了外国的一套方法，写历史和事实都看不见人，看见的尽是些政策措施。我们中国的史书，既是史也是文学，因为它真切动人，这个好处现在没有了。
　　从前看联共党史，一开始很看不惯，当然后来看多了也就不稀奇了。联共党史只写了两个人，列宁和斯大林，难道真的是这样？中国人写项羽是项羽，有血有肉，写诸葛亮是个活的诸葛亮。联共党史呢，就是政策和文件记录。
　　现在没有人写文章，有些人写文章也写得不好。现在没有办法写文章，因为不能写人。
　　这几年来文艺界什么成就都没有，有什么东西呢？有《东方红》吧。有好多事情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干的，《东方红》单是演员夜宵费每晚得花4000块钱，不要说不收门票，就是收门票也收不到一万块钱，够开销吗？
　　1964年12月11日下午，友人交谈中议到前几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关于批评《早春二月》的文章，该文说《早春二月》内容是反动的，因此说“艺术性很强”这句话都不对。聂接住说：“艺术性越强，内容反动就越应该反对”，这有什么理由呢？文艺这东西很细致的，不可能由你简单地提出一句话来就做了定律。我做过研究嘛，艺术性和内容有统一性，《水浒》、《红楼》这些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性是统一的。《水浒》、《红楼》的内容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的，它带有封建糟粕，它是甲封建反对乙封建，是彼胜于此，而不是离开了封建社会的局限，因此从内容说也有反动的一面，那么你就反对它的艺术性？再说有些小说极个别的也有内容完全反动而艺术性强的，比如《荡寇志》之类，但是它不起影响嘛，你反对它有什么用，还不是抬高了它。大家都知道《水浒》，知道《荡寇志》的人就不多嘛，有什么害处呢？什么是反动，什么不是反动，也不能呆板地看。科举制度是反动的，可是在唐代初期它是从士族门阀制度中开辟了一条挽救封建制度危亡的路，是把寒族士子引到政府中来的良好办法，特别是武则天时代，科举取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也不能笼统地说科举制度就是完全反动的。这两年没人敢说话，你一提什么，他就拿毛泽东思想出来堵住了。最近很多人感到不安，叫人感到窒息，越来越觉得没话可说。
　　你说艺术性越强内容越反动就越应当排斥，那么这张《圣教序》内容反动得很，你就排斥它，就不学王羲之的字，这不是笑话吗？艺术性是一种技巧，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各自为其内容服务……
　　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本来可以。可是现在除了那个第一位之外就没有第二位了，谁都不敢提这个第二位，结果只有一个第一位，这叫提倡艺术呢，还是摧残艺术？
　　我是不看报，最近有人到我这里来说，《人民日报》登出一篇不是批杨献珍、就是批周谷城的文章，怎么看怎么不通，看来看去不能自圆其说。他说登出像这样水平的文章是《人民日报》的耻辱。我反正见了这些题目都不想沾一眼。
　　1965年1月17日，数友人同在“四川饭店”晚饭，聂绀弩与吴祖光有如下交谈：
　　吴：看到文怀沙没有？
　　聂：路上碰到的，谈得不多。他告诉我在那个地方（监狱）也不劳动，也没事情做，每月拿25元5角的钱，期满叫他签字盖章。他关在里头也不算法律处分，也不算行政处分，理由是无牌照行医。
　　吴：这大概是他自己故意往轻里说。
　　聂：这当然是表面理由，也可能判决书上不好写别的，他现在算是期满了，但还回到那个地方去，他在那边有钱拿，给人看病。人家找他看病，他说“我是为这事进来的，你们还来找我？”其实找文怀沙开方子，吃兴奋类的药，就是所谓开“春药方”这个罪名。
　　吴：这几年来那么紧张的气氛，归根到底还得怪赫秃（赫鲁晓夫），没有他，我们还可以过些太平日子。
　　聂：可不是，没有赫秃也没有匈牙利事变，连“五七年”的事儿（指“反右”）也不会出来。
　　吴：从文件上看和外头听到的，好像党内问题还比较严重，出事的多数是党员。
　　聂：出来的问题，怎么都提到了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李维汉、杨献珍不用说了，邵荃麟表面上说什么中间人物问题，这是次要的，主要的罪名是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
　　吴：周而复听说又有问题，以前听说过，后来报上又出来了，以为没事，可是最近听说《上海的早晨》图书馆都不让借，可见有了问题，人大、政协的名单上都没有了……龚之方最近告诉我，有人碰见夏公（夏衍），不好直接问他的事情，就问齐燕铭怎样了，夏笑着说，他和我的问题不同，他是封建，我是资本主义。从这个情况看来他大概还是比较洒脱的，还说些幽默话。
　　聂：不知道徐平羽（文化部副部长）怎么样？我认识的人当中，四个最走运的人，前几年都很红，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张执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个是夏衍，一个是徐平羽，如果徐平羽也出了问题，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是同归于尽了。
　　1965年3月23日晚，聂在家里同友人喝茶，聂说：我从北大荒回来后，熟人、老朋友抖起来的（意即得势）有四个人，夏衍、张执一、徐平羽、邵荃麟，现在只有一个徐平羽没事，其他全垮下来了，再说这些人其实也不算怎么抖，革命这么多年，脑袋随时悬在半空中，顶多当个副部长，这算不得怎么样吧，连我也算当过副总编辑，这算什么呢？但是垮起来却垮得很彻底。
　　某友人说：你这四大皆空倒也干净。
　　聂：可不是，现在轮到我了，一无所有，既没有资格做当权派，连个鸟也没有，已经是渣子了，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搞不到什么油水了，那就不会作为被整的对象，一无社会影响，二无任何本钱，这还不清净？
　　1965年4月10日晚饭后与友人攀谈，说到“四清”运动，中央下发“二十三条”，安定人心，运动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稳得多了；谈到最近彭真报告讲得很清楚，运动主要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聂说：“二十三条”出来当然是好一点，但是什么当权派我也不信，田汉、荃麟这些是真正的当权派吗？我看未必，再说孟超这么一个可怜得很的人也算是当权派拿来整一顿，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有许多事情别人不敢说，周总理做报告指责田汉说，田汉写贾似道，今天谁是贾似道呢？我就是贾似道，这是公开报告，有人听着的，这样谁敢说话写东西？一方面又鼓励反抗精神，《水浒传》的农民英雄应当歌颂了吧，可是水浒这些梁山英雄是反对蔡京、高俅、童贯的，今天又是谁？这一问你受得了吗？所以就是不叫人说话。林默涵报告里还说夏、田、邵他们是个集团，这更骇人听闻。
　　某友人说：这不会的，谁不知他们平常谈不在一起。
　　聂：这就是呀，林默涵报告有许多人听了，确实这样讲，说他们是精神上的一个集团，这你就没法说了。林默涵还说什么夏衍这些人和他同事，这些情况没有发觉，是自己麻痹大意，这真是见鬼！
　　1965年5月8日下午，聂说：有八个人公布了是修正主义，阳翰笙，田汉，邵荃麟，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和瞿白音……
　　某友人说：荃麟这次也算上了，这个人本来是很稳的。
　　聂：这和稳不稳没有关系，随你是什么样的人，遇着了教条主义都没有办法，政治是不可以理喻的。
　　1965年8月19日晚，聂说：香港出版了小说《杜秋娘》，像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作者，他知道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比知道唐代人的生活肯定多得多，可是他不能写现代人的生活，只好写唐代人的生活，因为写现代人的生活犯忌讳，所以不得不厚古薄今，这种厚古薄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是从古以来写不好的，《三国》写刘备、关云长都写得很不成功，《水浒》写宋江写得失败得很，写张飞、曹操不作为正面人物处理，也不把他们作为英雄，《水浒》中的林冲、李逵、鲁智深这些人物和张飞、曹操一样都不是顶尖的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比起刘、关、宋这些人物不知高出多少倍。读《三国》会觉得作者把曹操写成了一个真英雄，而刘备却是个土偶人，老拖着眼泪鼻涕的可怜虫，“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简直与刘备毫不相称。这不是什么人提倡或者作者主观想写就可以写出英雄人物来的，我命令你写一个英雄人物出来，这是笑话。
　　1965年11月6日同友人午饭间，谈到老子和庄子，聂说：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为无为”这话有深切意义，老子叫人“为无为”，就是要做到顺任自然。知识分子应当干什么事，就叫他干他的，不要去打扰他、干涉他，不要一天到晚指挥他、命令他干这个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他自然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你不是搞文艺的，可是偏要对文艺问题出许多主意，写书记要写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写出来群众不爱看，他妈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书记，毫无缺点的人物你怎么写？康生说，你们为什么都搞到古典那里去了呢？其实为什么，不是很简单吗？现代的东西不能搞，一搞就错，越是现代的题材越不能搞，你写毛、周，你敢写？写一笔都有无数人给你指手画脚，所以只好搞古典的东西，使现代文学开倒车。其实，一件作品只要它对社会主义有好处，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对头了，管他中间人物、英雄人物，都可以写。把人物分开几类，这是中间人物，那是英雄人物，然后辩论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这是无益的辩论，自找麻烦嘛！所以两千年前的老庄是哲人，他叫人“为无为”才可以有为。
　　从上面所录言论，可以看出聂绀弩的文艺观点。就我的感受而言，对“写中间人物”的肯定，聂绀弩的观点是确定无疑的；对“英雄人物”的辨析，聂论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强调文艺创作不能由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将领导人意志强加于作家，用政治的教条去束缚艺术，那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得以问世。从聂绀弩同友人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年那种“左”的氛围。大家每天都在打听、议论、担忧：谁又出问题了，谁又被批判了，谁又垮台了，那是怎样一种压抑、恐慌的环境啊，那还能出了好作品、好作家吗，那还会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吗？
　　“写中间人物”的提出，确实是有背景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其时整个文学艺术界已经久无生气，所以在1960年北京新侨饭店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1962年广州的剧作座谈会上，周恩来都作了鼓励作家解放思想、活跃创作的讲话，直接领导文艺界的周扬等也试图做一些“纠左”的工作，邵荃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深化现实主义、写人民内部矛盾、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但是到了邵荃麟挨整的时候，却不分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所以，聂绀弩对此愤愤不平。直到中央制定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聂绀弩还气愤地说：邵荃麟是当权派吗？尤其是说到“可怜得很”的孟超，聂愤然冒出一句“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想来，他的这种激愤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的批判，竟然是江青到上海与柯庆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组织人写的文章。“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这也是聂绀弩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邵荃麟也在“文化大革命”初被逮捕入狱，1971年即已含冤去世。聂绀弩出狱从山西回到北京时，才惊闻邵公死于狱中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的悲惨情状，以极度悲怆之感写了一首《挽荃麟》，其中有诗句曰：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
　　天下事岂尔可为？家太高明恶鬼窥。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语出《汉书?扬雄传》。邵荃麟那个时代，他支撑文学界的局面真是一种颤巍巍的状态，天下事总是难遂人意，也不允许你有所作为，你的思想见解既很高明，就必会遭到恶鬼的忌恨。这与杜甫说的“魅魑喜人过”是一个道理。
　　我国的文学艺术已经有了今天的比较繁荣的态势，但是对于过去的事情，也还是要回头看看，以便汲取那些教训，让正确的方针坚强地支撑起来，不再是那种颤巍巍的状态。
　　豪饮纵论天下事
　　档案中搜集的聂绀弩言论，都是196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他同友人交往中的谈话。所涉话题不仅是文艺方面，更多的是议论国际国内政治时局。这当然就更容易引起专政机关的注视。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罪状中，“反动言论”都是涉及时政的。
　　现在来看这些言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聂绀弩的思想、才气和人格；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他的一些观点，是人们许多年以后才达成共识的，有的也许是至今仍未被人领悟的东西。当然，一个人的即兴谈吐，尤其是带有过激情绪的时候，言论未必都很准确。无论怎么说，在当时极“左”思想盛行、炙手可热的情势下，他的那种反潮流的精神是可贵的。他的时事洞察力是敏锐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他的理念是卓尔不群的。
　　有句老话说：“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也许是那些失落在野的读书人的安慰和调侃。事实上，真正的文化人，没有不关注时事的，整个世界的形势都时刻装在胸中。聂绀弩从北大荒回来后，一直闲散在家，既不上班，又不开会，但他对国际国内的时局演化了如指掌。每与友人聚饮，酒过三巡，话如涌泉，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文化，高谈阔论中不乏见解精辟的惊人之语。
　　如谈“中苏”论战，聂绀弩说：我们的《九评》很厉害，苏联被我们唬住，他们不敢公开辩论了，赫鲁晓夫是我们哄他下台的。但是，《九评》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只是抓住了列宁当时讲的一些东西，从那本《国家与革命》里翻来覆去抄，目前的形势与列宁所处的形势大不相同了，这些理论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如谈到印尼的苏加诺下台，聂绀弩说：有人说苏加诺联共产党联坏了，艾地的过“左”做法搞到今天的局面，我看是说得对，条件没有成熟，一切力量都没有准备好就盲动起来，没有不出乱子的，天天嚷嚷世界革命形势很好，东风压倒西风，结果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情，“左”倾冒险主义害死人。
　　如谈到与西哈努克的友好关系，聂绀弩说：柬埔寨也不一定就一辈子跟着你，你可以拉住西哈努克，人家也可以发动别的什么亲王来倒掉西哈努克，国际斗争，力量消长，不是看眼前的。
　　这是聂绀弩在1966年1月间的一些言谈。4年之后，柬埔寨果然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的元首王位被废黜。这不能不让人叹服聂绀弩对国际风云的敏锐观察。
　　档案中所见，他对形势的评议大多还是国内问题，兹摘抄部分言论如下：
　　1965年8月4日晚上，数友人在聂家一起吃饭，饭后，话题从北大荒谈起。聂说：你知道吗，北大荒从前那些头头全都垮光了，从王某人起都换下来，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组织部长最有权，犯的错误最严重，主要是浪费大量资金，生产没成绩。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知道嘛，叫你去伐木，挖沟，割草，天天让你劳动，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些劳动力花下去应当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经济，就懂得这些人空下来就会造反，所以拼命让你忙。上山伐下的木堆在那儿烂了，运不出去。拖拉机播种，没人收割，在地上烂了。冬天你去开沟搞水道，春天就垮了。这样怎么能搞得好？加上贪污、浪费、乱搞男女关系，这些人有权，女人可以随便搞。开了的荒地第二年就丢空了，生荒还好，反正可以积肥，熟荒更遭，整块地就没用了。现在北大荒又大大缩小了，驻蒙部队都开发西北去了，剩下的是山东来的支援北大荒的青年，这些人都是灾荒那几年从山东来的。山东比北大荒更糟，人活不了就到北大荒来，不知还有比北大荒搞得更糟糕的地方，其实全国好多地方都如此，不止一两个地方。“四清”就暴露了很大问题，基层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根子全都坏了，又不能连根拔，拔光了谁来干呢？这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而且是致命的严重。从这个问题看出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因为许多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他们体会社会主义要经历长的时期是在于知识分子，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体会的是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
　　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懂艺术……毛主席懂得诗词，但没人懂世界文学……在党内懂得世界文学的人，是田（汉）阳（翰笙）夏（衍）邵（荃麟），现在全都完蛋了。第二，不懂民主。毛主席和鲁迅，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民族思想上，鲁不如毛，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估价是很低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大看得起中国人，毛公是有民族自信的；可是民主主义思想，毛不如鲁，鲁迅平日很强调民主。现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错的，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缺乏民主，也拿民主来做号召，8月1日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这是因为没有，所以故做宣传，所以不是不知，知道了故意加以掩饰而已。现在这个制度很可怕，是层层专政……这样的制度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
　　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说，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的前途，但是马恩列对于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个异常曲折的道路，也许开始走歪了的是斯大林。论理，当然是遵循马恩的道路走，可是具体到行动，就是说当了最高的统治者，就有如何巩固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集体还是为个人？这个界限很难划得清。但是为了巩固，他不能不搬用过去那一套，甚至他本来反对的沙皇曾经用过的那一套。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预见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怎样渗进革命最高领导的意识当中去借尸还魂。现在党的工作、组织路线，反帝反资的方向，都是对的，主义没有错，问题在于领导人，在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在借尸还魂，在领导之间借尸还魂。
　　这两年国内的粮食问题不那么紧张了，靠天吃饭罢了，但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许多问题仍然是严重的，整个说来不是乐观的。现在看来，许多国家也可能一朝变成社会主义，甚至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越是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越困难，甚至奴隶制社会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建设却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一整套，这是很难的。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还是战前的英美法德意日，这些国家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谈何容易。
　　我们仅仅从一些现象看出症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材料来看出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真正道路。当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更具体地指出方向。这样一个人，也许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诞生的，不言而喻，我们这种社会不容许有人去想这个问题。我相信将来一定有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揭穿了这些问题，从而告诉我们以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个人不容易诞生出来。
　　1965年10月11日晚上，聂同友人在书房聊天，说：近几年来，人家一看，本来有些爱国主义愿意回来的也不想回来了。我们的失败主要是内政问题，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一切弱点，你这个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人民最基本的吃的问题，那你这个社会主义的好处在哪里呢……
　　今天有许多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时代，列宁以后的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为什么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国、苏联在内，都无法解决国内的生产问题和粮食问题？二是为什么拥有原子弹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绝对强大的时候都不使用原子弹？不管是什么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正确理论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他就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就可以指导全世界前进。
　　还有一个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变质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有个党，有个坚强的组织核心这都是对的。可是，以苏联为例，斯大林掌握了政权慢慢的他就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他们抓住了最高统治的权就把封建皇帝那一套照搬出来，这一来革命就变了质。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是个新问题，科学地掌握它本来是很困难的。可是从辩证法观点来看，什么都有个一分为二，唯有中央的政策不许一分为二，这就无法自圆其说。本来理论是根据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加以正确反映使人信服的，但是现在的理论是由毛泽东的权力来使人接受的，这就不好谈什么马克思的原则了。现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来，你看吧，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搬开，单独提出毛泽东思想来了。
　　1965年10月29日，聂同友人在“五芳斋”吃晚饭。席间有人说到“徐放已经出来了”，聂说：怪呀，他既名“徐放”为什么先放呢？他应当后放才对呀！
　　晚饭后到和平餐厅喝咖啡。聂谈到：国际的情况不好，现在听说又要转过来扭转国内的空气，开始用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来缓和知识分子的感情。把李宗仁拉回来，大搞孙中山生日的纪念等等，现在据说中央许多领导人都知道有问题，想法子要扭转……刚才说徐放出来了，其实不只徐放，胡风也早就打算让他出来，潘汉年他们都出来了，胡风为什么不出来呢？说他是反革命，但是从他所有的事实来看，没有一点可以说是反革命的理由。进去既然没有理由，那么出来又借什么理由呢？这就很难了，所以胡风一直无法出来，大家也不敢提。其实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李宗仁、孙中山可以挽回得了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知识分子的问题，现在把所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全都赶出外头，这是致命之处。工人、农民这些都好办，你可以随便搞掉，命令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知识分子就不行。过去我们从来都没有对工作对生活感到疲沓，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觉得干起来有劲，原因是有个理想。现在呢，好多人都是干一天算一天，你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叫我干这个我就干这个，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你叫我“四清”我就“四清”。其实“四清”搞出什么名堂呢？一点都不解决问题，相反的暴露了许多严重问题，知识分子原来不了解的，现在就更不清楚了，原来农民问题一点都没办法。林巧稚就说到农民连6分钱一支的眼药水都买不起，你想，解放了16年农村还是这样的情况，你干的什么工作？
　　1965年11月6日上午，聂与友人到莫斯科餐厅吃饭，饭店还冷冷清清的，两个服务员在门口谈天。聂说：像这样一个餐厅亏多少本！奇怪，商业部门就可以不管，要是在外国早就关门大吉了。这里的服务员是来享福的。社会主义可以干活，也可以不干活，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可是养成了许多新的寄生阶级。过去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幻想得很美，现在身在其中才发现有无数问题。记得列宁说过的，资本主义有许多优点，是列宁说这话。资本主义最大的缺点是剥削，剥削别人当然不好，但许多制度我们要学。你看从前上海人做生意对待客人的态度，和现在店员的态度，谁是真正在服务……
　　1965年12月6日晚上，再次谈到北大荒，聂说：现在没办法，当局对于内政的许多问题都还不觉察，都还执迷下去。比如说北大荒不宜于大规模开发这个问题，这是很清楚的。开荒，开了许多生荒，没办法种，反而损害了土地，开了荒，用拖拉机播种，都无法收割，用人收割割不多，损失了，连种子钱都收不回。这其实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偏偏要这样干。伐木也一样，幸好伐木的人都不真照计划干，三个人一组，找个偏远地方躲下来睡觉，到时候胡乱伐两棵回去报就是若干若干方。如果真的都照计划干，那个浪费就大得惊人，伐好了运不出，烂在原地，浪费了人力物力，造成了无比的消耗，这叫做建设？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上下蒙蔽。
　　1965年12月22日，聂约人一起晚饭，饭间谈话主题是庄子，后又说到：近年来神经病的人很多……而且多数神经病人都是政治原因。问题确实很多，现在是靠人的觉悟来生存，物质条件这样差，生产搞了十几年搞不好，你就靠一个觉悟活下去？这叫做自欺欺人。
　　弓弦不能拉得太紧，这是古人早就说过的了，拉弓拉得紧有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拉紧了以后就松了劲儿，第二次就没法拉了；再说，拉紧就有断的可能；第三，拉紧了也有失手的可能，一失手，弓弦就把胳膊都打断。可现在的情况是硬把弓弦拉得紧而又紧！
　　老子也是反动的，老子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庄子差不多。可是老子有些一针见血的道理，一个新的政权老是爱叫你做这样做那样，《尚书》里面就都是尧指挥谁去管什么这些话，因为新政权不这样就树不起一套制度，这是有为，老子却主张无为，用无为给新统治者的有为唱反调。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蜂起”，你的法律多了，反对这些法律的人就必然涌出来，你能说老子的话没有道理吗……
　　以上是聂绀弩在1965年下半年的一些言谈，从中可以找出几个明显的观点：
　　一、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是个新的问题，科学掌握它是很困难的。许多新问题，是列宁以后的时代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越是原来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越难。我国大跃进以来的极“左”政策，使生产力遭到了破坏。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我们的弱点，连人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的。
　　二、“四清”暴露了很多的问题。好多地方都存在干部腐化，滥用职权，贪污，浪费。有些领导不懂经济，造成生产破坏。干不干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而对这些问题又不能正视。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有它的某些优点，在管理制度上应当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
　　三、中国有着很深的封建主义传统，缺乏自由民主的传统。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这就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某些东西也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苏联斯大林掌权后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把沙皇那一套照搬出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变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是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也没有预见到的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
　　四、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严重挫伤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尤其是打击了知识分子，把革命的知识分子排斥在外，搞得政治空气紧张，人人神经过敏。弦绷得太紧，不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必然要出问题。
　　上述这些观点，站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大多已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回头想想几十年前是个什么情况呢？聂绀弩在那个时候就议论风生，鞭辟入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和钦服，让人感到他每一句话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谈到“四清”运动转弯的时候，聂绀弩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果然，时间未久，就转成“文化大革命”了，他本人也遭到了噩运。这句话是他智慧的预见呢，还是不幸而言中呢？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字真如，曾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民革中央常委，1958年他曾上书毛泽东主席，指出毛“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不周”。这大概与聂绀弩所见略同。聂是陈的好友，却一直没有到过陈家，1965年陈逝世，聂前往祭悼，同事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问聂：“陈真如生前让你到家里来，你怎么不来？”聂说：“到他家里要写会客单，我就不愿意。”陈迩冬说：“陈真如说过，你的许多高论都可以入《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宋临川王的名著，记述逸事琐语，经久流传，盈篇都是机智绝妙的话语。陈铭枢用《世说新语》比拟聂绀弩的妙语高论，并非是过分的褒赏。他经常有语出成珠、惊人不俗之语。本文中所列言论的来源，都是别人根据记忆写出来，报告给司法机关，笔者又从司法档案中摘录出来的，也许聂绀弩还有更为精彩的话语恰恰给漏掉了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后印成了一本小书发行。
　　那时我在北京读大四，放寒假前在新华书店买了姚文元的书，坐火车回家的途中读了一遍。那几年文艺界批判成风，作为局外人，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普通的文史爱好者，虽然对这类文章总是要看，甚至认真去看，但并不了解其背景。谁能想到，一篇文章出台的后面，竟然会有那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邪恶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到来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是江青亲自筹谋，张春桥全力张罗，阴谋家们精心炮制的一出恶作剧。
　　1965年2月江青跑到上海，经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密谋，把批判吴剧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惯于挥舞批判棍子的姚文元。姚文发表之后，张春桥指令《文汇报》开辟《海》剧讨论专版，引诱文艺界人士发表反驳姚文的观点，有意仿效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策划。
　　按说文艺界屡经挫折，人们应该有所警惕了吧，然而善良的知识分子毕竟不是阴谋家的对手，仍然不免要落了圈套。有不识时务者，果然就出来与姚文元唱反调，导演者一看，正中下怀，于是一台“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新闹剧就成功上演了。
　　聂绀弩就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虽然没有发表文章，但他的许多不合时宜的言论都引起了专政机关的注视。
　　1965年12月6日：
　　姚文发表还不到一个月，聂在晚间与人闲谈中，话题便直冲此文。说到《文汇报》几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反驳姚文元时，聂说：
　　“现在一切是非都没办法说……现在是谁也不敢、不想写文章，就是怕这个（没有是非讲）。老舍说，他现在写一百字就头痛，他不写了。吴晗、老舍，这些还不说，夏衍、田汉、荃麟、胡风、艾青……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弄垮，这些人都不让写，人家是几十年的老革命，这些人都不让写，吴晗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写历史都不让写，现代的更有什么能写呢？姚文元这个人我非常讨厌他。本来嘛，把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一律抹黑，都是封建统治阶级，这就没有历史，也没有谁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你说人家写谢瑶环、写海瑞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这不得了哎，这就是封人家的笔！你以后可以拿任何作品来判决任何作家犯罪，可以判决吴晗，也可以判决聂绀弩！文艺作品有影射时事的事例，历史上很多，但也有绝不牵涉时事的，这是个文学史的普通常识，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指为以古讽今，这有什么公道？你可以问田汉，也可以问吴晗，但是你不能凭人家的作品你就下结论！”
　　从吴晗写海瑞受批判，联系到冯雪峰还在写太平天国，面临这种形势，冯的写作也该收场了。聂说：“当然啰，两个主角（指冯笔下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李秀成，一个石达开，这不都是犯忌的吗？”
　　接着，聂绀弩又想到了黄药眠对周扬的议论。“昨天看到黄药眠，他跟我讲得很沉痛。他说：‘周扬这个人我和他私人感情很好，在延安我生了重病，得到他照顾我才好的，可以说他救了我。但是这个人讲话是没有人不头痛。他做报告，第一次听了真是精彩，有理论有感情，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以后，你就会倒胃口。比方说，谈到武训传，他第一次说，这部电影有问题，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没有这个水平看出来，是十分惭愧的。这样把自己也检讨了一下。第二次谈这个问题，他就说，武训传这个问题，许多人都看不清楚，这说明大家的理论水平不高，就把自己略微减卸了一点。第三次就在大会上正颜厉色地说：武训传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们都看不到，这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吗！这样就摇身一变，成为先知先觉了。’药眠说得非常之形象化，这就是周扬。就是这样的人自居领导，你说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主要是打击文艺界三十年代活着的人和文艺领导。这些人垮下去，人才就没有了。有许多人过去都是冲锋陷阵，在文艺界立过不少战功的，现在就这样完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这句话，现在只能改为‘各领风骚五六年’。现在是非常混乱的时代，不能安静生活的时代，文艺没有搞头。”
　　聂绀弩转述黄药眠的话，由议论周扬，而想到人才问题，指出了世事的“非常混乱”。然而，他还没有完全预料到，一个更加混乱的历史时期正在逼近，连周扬这样的本来很“左”的文艺领导人也跟不上越来越“左”的形势，即将垮台了。
　　1966年2月20日：
　　关于文化人士遭受打击的事，是聂绀弩那段时间与友人聚会中经常涉及的话题。如谈到文怀沙，聂说：文怀沙还在里面（监狱），原因是他没有职业，只好回到里头，还可以拿25元5角一月，叫做就业分子，就是说刑满了但是仍在里面就业，那儿给他一个房间很安静，他在那儿给人看病。他自己也奇怪，他犯的罪就是无牌照给人看病，到了那里还是看病，所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天下午，到了和平里肖离家。肖离是湘西土家族，黄永玉同乡，他和他爱人肖凤原来都是《大公报》记者，摘去“右派”帽子后，都在家里工作（编教科书），据说过得像“隐士”。肖离与聂绀弩谈话间，说起很多北大荒的事，说有个叫戴璜的新华社记者从北大荒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给组织上，把他所见到的北大荒各种不合理的非法现象都揭发出来，组织上说这很好，是重要材料，叫他留下来，第二年就把他送劳改了。还有一个叫朱华的，原是合作总社负责干部，摘了帽子留在北大荒，因为写报告反北大荒的情况又被整，现在还在劳动。他们自己整风可以，你们这些人千万不能提，一提就倒霉。
　　在肖离家，聂绀弩又说到文怀沙，以为文受打击是周扬挟嫌报复。聂说：因为文爱随便说，私下传播周扬的隐私，周便怀恨在心。恰巧文怀沙在十三陵水库和毛主席一起照相这件事，主席知道了很不高兴，说了几句这个人招摇等话。大概毛主席早就知道有个文怀沙，有一次沈尹默送一本诗集给主席，主席就问了一句：给文怀沙那首也在内吗？这不过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沈告诉了文，文就有点飘飘然，所以那次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文怀沙就敢于混上主席台，和毛主席一起拍照。周扬借了这个机会就决定对文报复，恰有马某控告文在看病时调戏他老婆，所以就把文抓起来。说到看病，文确实有一手，许多老中医都对他很佩服，并且得过卫生部一次奖状。
　　文怀沙受到处理是否与周扬有关，无从考证，聂的话只是茶余饭后的闲言，不必当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确很荒唐。文怀沙既然医术不凡，获得卫生部奖励，又为何以非法行医罪判刑？既然以非法行医罪判刑，又为何允许在监狱中继续看病？还有，新华社记者只是给组织上反映情况，组织上也认为很好，为何也被判刑劳改？可知“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冤假错案并非偶然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种种冤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早已屡见不鲜。聂绀弩每议及此，气愤已甚，但他并没有预料到冤狱已经张开大口，正在等待他的入网。
　　1965年12月22日：
　　聂绀弩约友人大谈庄子。他在集中精力精读庄子，讲起来兴致勃勃：“老聂还是有两手吧，从庄子里看出许多问题来。要是过去，读了就读了，体会不到，有些体会也不那么深。”言下之意，现在他才真正深悟了，认为自己的研究深度是前人未曾有过的。
　　他说：“庄子内篇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打破枷锁。这就很清楚，什么人才有这种要求呢？”他认为，庄子是代表被镇压、被压迫的人说话的。
　　他还讲到庄子中的一个故事。“子贡去看一个老头，他在灌田，用个小罍一下一下去浇，别人劝他用水车，他坚决反对。这个人在劳动，却反对有效果的办法，这说明他对劳动一点积极性都没有，劳动只是磨洋工，不是为生产。如果你不到北大荒，理解得了这种道理吗？”
　　他讲述庄子的内容，都是与他自身的现实体会相联系的。他在朋友面前滔滔道来，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讲这些东西是有危险的。他会突然间厉声地说：“妈的！以后我也不对人多讲了，讲出来是危险的。”
　　邵荃麟自己未落难以前，曾关切地问过聂绀弩研究庄子的情况。据聂本人说：“邵荃麟问过我好几回：你研究庄子的动机何在？他的意思是怕我出事。不会的，我讲马克思主义嘛，首先肯定庄子是反动的……”
　　由此看来，聂绀弩并不是不知道身临境遇的危险性，但他仍然过于自信。他认为他对庄子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他已踏入雷区。
　　1966年1月15日：
　　周颖因胃病在家，聂绀弩给她煮蛋花汤喝。有友人来访，闲谈起来，周颖说：最近北京的备战空气十分浓厚，不但每个干部要在机关挖防空壕，把许多人累得要命，日常工作也放下不搞了，还规定让大家讨论机关要不要保留，不必保留的机关都解散，年老的就退休；还有的机关保留下来有无必要待在北京，或整个机关迁移，有些干部就调动，把机关精简，或有些人调到地方去，弄得人心惶惶。每隔一个时期就制造一次紧张空气，老实讲，这些办法我不同意，也不了解为什么隔一个时期就折磨人一次，叫人不得安生？现在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怎么样，照理说，要把国家生产搞好，也得让人家有个安静的时刻来做做研究工作，总是搞得你心烦意乱，安定不下来，人人都无法安于自己的职业。
　　聂接着说：人家是不要搞生产，1958年以后生产就已经垮了，一直到现在都没办法，大家饿着肚子搞什么生产呢，机关除了军事机关和政权机关之外，都可以不要，要有什么用呢，不解决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又闲谈到国际问题，再从国际问题回到国内问题。周说：我们国内的情况，用句老话说就叫军人当政，这两年所有机关的领导都换了军人，连文化部长都换了军人。
　　聂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天天讲打仗？马克思主义和黩武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苏联主张和平，主要是赢得时间来搞生产建设，没有大量丰足的生产，谈什么共产主义。主张和美国有一定限度的接触，原是不错的，全世界的生产只有美国是先进的，可以在经济上利用和美国的接触，吸取那些优秀的技术来促进苏联的生产，这并没有错。
　　周说：卡斯特罗说得很对，现在是中苏两大国争权夺利，却牺牲了古巴、越南这些小国。
　　聂说：中国这一手是很厉害的，苏联的领导人现在最伤脑筋的也在这里，就是把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分裂为两派，有的掌权的是亲华派，有的掌权的是亲苏派，但是总的还是两派，这可是便宜了谁呢，便宜了帝国主义。
　　他们这一番对话，让我们回想起当年“反修”斗争和备战的情况。大概是首都机关的人，尤其是文化机关的人，对那种备战的紧张空气大为不满吧，而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习惯了参加劳动，让挖防空洞也没有觉得累得要命，思想上也是完全赞成中央的观点，反对苏联搞修正主义的。现在看来，学生毕竟幼稚。聂绀弩他们当时就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赞成极“左”的做法。我想，当时也并非只有聂绀弩他们几个人，持有正确主张的应该大有人在，可惜他们只能私下议论而已，而且一旦被人告发，就会被以“反革命”治罪。
　　党内和人民中间的正确声音无法表达，只是一味地极“左”下去，“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必然无可避免，聂绀弩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也就在劫难逃。
　　1966年2月4日：
　　聂绀弩、张友鸾、周绍良等，在“恩成居”晚饭，然漫步到东安市场。其间，谈到《海瑞罢官》。周、张都说：“现在动辄得咎，古典文艺不能搞。歌颂海瑞固然可以说是借古讽今，批判海瑞也可以说是借古讽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单单拿出一个海瑞来批评？《胆剑篇》，说实在的，我们就反对在那个时候来演出，越王勾践是亡国的，我们的国家刚建立，方兴未艾，为什么拿卧薪尝胆来比喻我们今天呢？这不是借古讽今吗？”聂绀弩说：“你们这些都是皮毛之见，海瑞、包公不是吴晗第一个提出来的，他不过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写成剧本、写成文章而已。当时上头提出来是因为底下乱七八糟，贪污弄权的太多，主张有些清官去进行调查整顿。所以吴晗如果在学术上批判的话，他承担了，那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那篇检讨，触及了庐山会议的秘密，这就问题大了，这就构成严重的问题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哪里出来的呢？正是从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套出来的，何其芳也不敢大胆冒提倡封建迷信的险，他也是根据上头的指示……《胆剑篇》也不是曹禺的意思，是上头的意思提倡艰苦建国，就把卧薪尝胆提出来嘛，要不是有这一点保证，今天可以有一千篇文章发表出来批判曹禺。现在的问题是上面，错了就让别人承担……”
　　从上述话题，又引申到今后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按当时的趋向，文艺工作者就是既能生产劳动，又能创作的人。聂绀弩说：“那就是说扭扭秧歌，说说快板，文艺就满足了。”“文艺单纯化了，将来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看现在就是管子说的‘轨里连村’的社会。”
　　春秋时代，管仲改革齐国的行政组织，居民按照士、农、工、商划定住处，不准随便迁徙和杂处，并且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每乡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实行这种“轨里连村”，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扩大了国君的权力，也扩充了军队的兵源。
　　聂绀弩对当年我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确切地得到了证实。国家机关实行军管，基层社会实行“全民皆兵”，农民外出也要请假，同管子的“轨里连村”确是很相像的。聂绀弩认为，这种管理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
　　1966年2月18日：
　　聂绀弩分析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越来越少，他认为治理社会不能顺其自然，就会像庄子讲的“凿混沌”的寓言一样，“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天晚间，聂与友人漫谈中说道：“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他有种地的本领可以完全自由地施展在那块土地上。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没有，叫你种什么你就得乖乖地种什么。种了之后，全部被人拿走，结果自己一无所有，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办法搞生产的。连卖菜的也不好当。过去卖菜，他知道这条街道住些什么人，他们的胃口喜欢吃什么，到时就贩进什么菜来供应客户，自己赚点小钱，安乐生活。可是现在呢，你没有选择货色的自由，上级分配什么你就卖什么，你用不着去了解顾客的胃口，因为你了解了也无法供应。你拿很少的一份薪水，就坐着等分配工作和指定学习，你不做比做好，可以少犯错误。这样，卖菜的也就无所施其本领，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这是个自由问题。”
　　接着，聂又谈到了“层层专政”的问题。他说：“有些位子高的人比我们更痛苦，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有些话想讲不能讲，又不像我们反正是专政对象，我们彼此坐着不说话，相视一笑就都能会意。而他们不行，他们既是专政对象，又是服务对象，他还要听上级的话行事，有许多行动和自己内心不一致，有许多的心里话不能对人说，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比如前几年去看夏公（衍），他只能同你谈一些彼此毫不相干的事情，心里的话可不能同你说，因为一说他就离开了他的地位，就会产生各种不测的情况，因为他也是被专政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也是庄子提出的逍遥游，现在人们要求那种逍遥游的境界。庄子高就高在他藐视一切，自己找到这个境界。现在社会是相反的，天天在‘凿混沌’，这样凿，不到七日，混沌就会死的。”
　　仔细品味聂绀弩这一段话，似乎含有一种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后果的预测意味。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不着，找那个出去了，最后到陈迩冬那儿坐一会儿，回来路上碰到储安平，到他家杀了一盘棋，人家要吃晚饭，只好回来了。”然后又说：“昨天打电话你不出来，我一个人到莫斯科餐厅吃晚饭，吃完了碰到黄药眠，他同我谈起，要找10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第一次由他请客，在广东酒家吃一顿作为聚餐的开始，以后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钱。意思是年纪老了，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找点儿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问我有什么熟人，我提出一个钟敬文，一个你，一个陈迩冬，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黄某说：“可以呀，大家出钱，一个月不过两块钱的事。”
　　这段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见乱世文人的萧索。只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来，这种计划轮番做东的聚餐活动，恐怕是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吧。
　　1966年3月5日、14日：
　　聂约好了钟敬文在中国书店见面，到虎坊桥“湖北餐厅”中饭。钟拿出他写的一首《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的词出来，让聂提意见，聂说：“这首词只写你参观后的感想，没有提到泥塑的艺术性，美中不足。”钟说：“我这是政治挂帅。”聂说：“本来现在要歌颂的就是政治，就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大家看‘收租院’也是看政治，谁在真正提倡艺术？谁是真正为欣赏艺术去看展览的？这种人不多，当然你是少数人中之一。我看，今后任何艺术形式不要，挂上‘政治’两个字，就有人看半天。”
　　一周后，聂与人相约到和平餐厅喝咖啡，又谈庄子。聂说：“庄子有些道理确是很高明的。‘有天下而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这句话很有道理。”
　　聂绀弩看到了在一个没有自由可谈的环境中，种地和卖菜都无所施展其能，艺术家就更无用武之地了，因而，艺术濒临灭亡的危险。他引出庄子“有天下而恣睢”的话，实际也是透露了他本人对当时形势的思考。执掌政权以后，如果恣睢用权，形成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趾高气扬，刚愎自用，最终必然使权力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若是滥用权力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掌权者自己也将失去自由。
　　以上是我们从档案中能够看到的，聂绀弩被捕之前的一些言论记载。
　　从1966年3月，到他7月被捕，这一段时间中，聂绀弩还有一些言论，但在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现在只发现了两页书写内容很杂乱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写。
　　在这两页杂乱的手稿中，写有这样的残句：“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这是一个对偶的句子，“地主”对“田单”，“殃马”对“火牛”，显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饰效果。从内容看，前句是说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阶级的“左”的做法，连地主家里的马也无端受祸；后句是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蜂起造反，像田单利用火牛阵一样。
　　在后来的法院审讯笔录中有过这样一句问话：“你说过‘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阵一样，红卫兵是牛？”聂答：“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五一六通知》。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5月29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喊出“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个月后，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自此，全国进入全面动乱时期。
　　那种历史，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在大学将要毕业的时候，因赶上了这场动乱，推迟毕业而有幸在首都体验了风暴中心的狂烈。
　　聂绀弩和他的那些文友们在“红色恐怖”中的惊悸是可以想见的。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同人各一方，他们的聚会和高谈阔论当然是销声匿迹了。
　　这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尽。聂绀弩写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这是他被捕入狱之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男儿脸刻黄金印
　　聂的诗作和言论，前面已经引出许多。他是怎样当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这个问题已经交代清楚，那么多的“反动诗”和“反动言论”作为“罪证”已经是绰绰有余了，然而，笔者在引用聂的言论时仍然有所保留。实际上聂的言谈时常是更为激烈的，指责高层领导人也时常会点名道姓，酒后甚至敲着桌子厉声大骂。如此说来，聂绀弩是不是确实思想很“右”呢？
　　笔者曾经与一位谙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谈起聂绀弩，他知道我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说：聂绀弩过去是很“左”的啊！
　　对于聂绀弩漫长的人生履迹，笔者愧无详考，仅从浮光掠影中所见，从1955年批判胡风、“肃反”到1957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创中跌宕变化的显著的转折点。这是不是从很“左”转到了很“右”呢？如做这样的概括，似乎过于的简单化了。通读他的杂文和诗篇，可以读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虽然经历了思想的磨砺和转化，却始终精魂未散。他的变化，只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观念上的变化，绝不是自己灵魂的扭曲和断裂。无论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个人境遇顺逆，聂绀弩始终都是聂绀弩，他的人格以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屹立在他的写作和言论中。
　　聂绀弩从“左联”时期追随鲁迅，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崇拜鲁迅的信念从未改变。他甚至相信，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能够对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发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如果文化界的领导人是鲁迅，而不是周扬他们，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一次一次的迫害文化人的运动。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最能表现聂绀弩“左”的一面立场的，应该是他那些笔锋犀利的杂文。他有一首七律，题为《以拙集〈杂文选〉赠重禹系以一诗》：
　　鬼谷先生立我前，乡人卖药兔开言。
　　文盲局长翻身穗，万里长城笑死钱。
　　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
　　何来一炬阿房火，烧到干妈义养乾。
　　短短一首诗中，提到了聂绀弩八篇杂文。其中，《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是针对香港小报诋毁新中国的恶意报道而予以反击的；《论万里长城》是针对所谓“中国共产党要拆除万里长城”的谣言，驳斥钱穆的诽谤“专论”的；《论乌鸦》一文是对曹聚仁自比乌鸦，“经常发表皇皇论文……打击现在的新生力量”的辛辣的讽刺；《傅斯年与阶级斗争》一文是对傅斯年所谓“共产党骗人的第一个法宝是阶级斗争”的“随意胡扯”，进行凌厉的指摘；《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是用烈火般的文笔抨击萧乾的，文中直指萧乾是“代表封建性与买办性，双方兼备，完美无缺的高明理论家”，并且还顺带烧及了“封建性的”冯友兰、沈从文和“买办性的”胡适、林语堂等人。
　　这几篇论文不能算是聂绀弩的代表作，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可谓立场鲜明，毫不含糊的。1950年聂在香港任《文汇报》主笔期间，杂文多以赞颂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为主题，对种种反共的谬谈怪论予以嬉笑怒骂的痛斥和嘲讽。而在此之前，他的文章更不乏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骂蒋介石”。上面提到的《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一文，在谈到文化水准的时候，就插了一个小小的打诨：
　　蒋介石的名著《中国之命运》，谁都知道是汉奸陶希圣写的。有名的故事，蒋介石看了《论联合政府》，问他的亲信，何以人家写得这么好，我们写不出呢？人家回答：“因为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足见他的总裁什么集之类，尽管不值一文钱，还不是他自己写的。
　　聂骂蒋的同时，对毛泽东的态度当然是热情赞颂的。参加过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后，他写了一篇追记的散文，记述了群众兴奋而热烈欢呼的场景，当毛主席到会场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孔，但那姿态是很熟悉的，还是那样，像一个敦厚的长者，甚至像一个乡下的呵寒问暖的老太婆。他的动作和语言都似乎是迂缓的，但每一个迂缓的动作和声音里都含着无限仁慈。想他的脸上还是那样带着一些轻微的笑意，带着一种对于别人永远的关心，好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他都可以向你诉尽他的衷曲，如果真和你倾谈，你会发现他的谈话里竟那么多的幽默，乃至那么多的诙谐，有时使你微笑，有时使你大笑。在笑声中，你会融解一切心里的郁结，你会顿开茅塞，恍然大悟，你会发觉他竟知道你这么多，这么深，他不是和你初次见面，而是你的几十年的知心老友。他好像从来不会呵斥人，从来不憎恨人，从来不会把什么人当做他的敌人。然而谁都知道，他就是打倒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将把他们根绝，而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农民，中国全体人民的领袖！
　　这段话并不是故意献媚，我相信，这是聂绀弩当年的真实感受，是他的真情实感的表述。
　　聂绀弩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大概就是1939年春在延安那一次。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时候，丁玲拉了聂去听毛演讲，散会后回招待所，与毛同行一段路，说了不少话，毛给聂留下了“未尝不蔼然可亲”的印象。但聂对毛的赞赏，绝不是因为那一次的印象，或者说，他赞赏的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这正如他骂蒋，也并非是骂蒋某个人。在他写的《对于反省的看法》中说：
　　……但我也不是不憎恨国民党，但这憎恨并非从无产阶级立场去憎恨它，而从莫名其妙的理性、正义之类的观点，里面还甚至含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同时所憎恨的是那抽象的国民党，是国民党的那一套办法制度……
　　上文谈到他入党，及1957年的“检查材料”中再次谈到此事时，他先后说过：
　　我离开反动阵营，跑到革命方面来，并非由于我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是反动阵营太过于黑暗，几乎从封建观点也可以反对它，我是若干“正义感”和若干无政府个人主义之类，促使我离开了它；至于入党，也不是因为真正有了什么觉悟，而不过是因为大势所趋的缘故。像我这样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参加革命，想为一种悲悯、义举、高贵的情操，自以为高人一等……
　　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很复杂、矛盾、微妙的，我还不能很清楚地说明它。但有一点，哪怕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入党是很危险的事，但这是一种精神上得到解放和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事，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所以最好是取得党员的名义而逃掉那党员应履行的义务……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聂绀弩。由此可知，他对毛泽东的赞颂，实际是对人民的赞颂，是对人民领袖的赞颂。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宽厚的，仁慈的，永远关怀别人的，带着笑意为人民排难解忧的。他出于理念上的自由主义和正义感而衷心拥戴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民领袖的形象。
　　1955年开始了对胡风的批判，接着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聂绀弩主要因受胡风的牵连，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反省3个月。他的《反省中作》诗六首，抒写了当时的遭际和心情，其中一首曰：
　　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
　　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
　　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
　　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这是被批判的情景。据说聂当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直接领导人王任叔，斗争聂格外起劲，动辄声色俱厉地说“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天也怕、地也慌，让人像伍子胥一样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可知那情景是颇为恐怖的。
　　在聂的《反省时作》中还有这样两句：
　　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
　　这是他盼望“美人”来同情他拯救他，盼望的是何许人呢？谁能够帮助和解救他呢？文艺界掌握大权的是周扬他们，聂是鲁迅的追随者，是胡风的同伙，与周扬是不同道的，当然他不会对周扬寄以希望。再往更高层想呢，他自然会想到周恩来和毛泽东。
　　聂绀弩与周恩来总理特殊关系，由来已久。周颖原名周之芹，其姊周之廉于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共同组织“觉悟社”，当时周颖跟随其姊在津，邓也称她为妹，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了亲密关系，因而周恩来也就将聂绀弩作“妹夫”看待。
　　聂绀弩在反右中挨整时，他也许认为那只是王任叔他们干的事，高层的领导人还会是敦厚的、仁慈的、永远关心别人的，所以他在想到周总理的同时，也会想起与毛泽东的延安之缘。他的《天安门——追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一文，还写过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我看见过，也谈过话，握过手，听过他几次演讲，更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脑筋总在个人的伟大和平凡之间兜圈子，觉得像他那么一个伟大的人和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距离是颇不短的……因此，就在面临迫害时，在迫害中，心里也不敢喊一声：“毛主席救我！”我怕他听不见。这回到北京来，看见了广大的群众，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众中的一员，觉得过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么远，就是事实上置身于群众之外。到了我站在群众之中了，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就觉得他和自己竟是这么近，简直没有距离，正像他和群众没有距离，和群众是一体一样。这感觉，今天特别强烈，虽说他站在城楼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这会场中，我也没有看清他的面容……唉！唉！真是知识分子的痼疾，站在群众当中，还是这么我呀我的！
　　当我们的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许多文化人士都抱着炙热的期望，从海外归来，从香港奔往北京，被一种新气象所感染所激荡的情绪是极其纯真的。聂绀弩正是在那样一种情态中写下了那些纯真的文字。然而，仅仅事过五六年之后，他就成了“肃反”的对象。当他在被围斗被隔离的时候，开国典礼那兴高采烈的情景会不会在眼前重现呢，还会不会觉得与群众与领袖离得很近、简直没有距离呢？会不会真的喊一声“毛主席救我”呢？他诗中写道：
　　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落日大旗何莽荡，小园枯树太凄清……
　　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诗中这样流露着他的孤独，凄然，无助……开始也许曾经抱着幻想，想到毛主席的敦厚与仁慈，结果还是不得不做了检查，接受了处分。他后来曾经对友人说过：“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聂绀弩在肃反中，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的反省与交代材料，检讨说：“和反革命的关系，反党反革命言论，反组织、反党的工作态度，都是从我的由庄子、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的影响所造成的反动思想体系或精神状态来的。”甚至说了：“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
　　然而，他的思想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看他的那些反省材料，检讨都很恳切很深刻，但仔细捉摸他的话又都似是而非，实际他心如止水，守正不挠。因此，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遭遇更加沉重的打击，那是在劫难逃的。
　　他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被周颖问题所牵连。周颖时为民革中央委员，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参加大鸣大放，批评“肃反”扩大化问题，成为斗争对象。聂绀弩帮助周颖修改过报告稿子，因此被抓了辫子。至于背后的原因，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刑时，作了具体的申述：
　　（我）被定为“右派”，则有长远的历史原因，要从三十几年前，上海文艺界一边以鲁迅为首，另一边以周扬为首，包括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两个文学口号论争说起……我是站在鲁迅的旗帜下的，是既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用“耳耶”笔名，题目中有“文学的路标”等字，另一篇用“绀弩”笔名，题目全忘，都记不清发表在什么杂志上，但后来李何林编的《中国近三十年文学思潮》（生活书店）里有不少引文……就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在别的问题上，我也多和鲁迅接近，总和周扬不很接近，所以周扬总是恨我。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从几方面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领导，我处处碰壁。这且不谈，周扬对鲁迅和大众文学口号及其拥护者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多报复，真是害怕接触这些问题，但有两件较小的，较易说清的。一，篡改《鲁迅全集》的文字和注解，主要是注解，这是同林默涵、王士菁等一起作的，把关于鲁迅的口号问题的文章和别的文章的正文和注解，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改写过，使之不利于鲁迅和他的口号以及与鲁迅有关的人，而有利于他们自己……二，把与鲁迅有过关系的人、较为接近的人，给以某种打击，使之从历史上消掉或成为丑角，特别是党员，以显出鲁迅不过是匹马单枪的孤军奋斗，或不过是几个暗藏小丑的头头，（所以）划冯雪峰和我为“右派”。出版社王任叔曾在会场宣布：聂绀弩的问题是中央（即周扬）决定的。
　　这段话是写在他交给法院的申诉书中的，说出了他内心的郁结，但并不足以表达他的全部的真实思想。他很清楚那场“反右”斗争的惨烈和严峻性，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嫌隙问题。他作为反革命罪犯在给法院的上诉书中，除了指斥周扬，别的话就不好说了。更深的愤懑，他大概只有用诗来表达了。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聂绀弩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有两句诗中，凝聚了他的血泪和胆肝：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这既是悲歌，又是啸傲，仅仅14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借用了《水浒》中的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而蒙受冤狱的故事，表达了他的深沉的悲愤与凛然的正气。
　　再看他后来写给友人钟敬文的一首七律：
　　饱经艰险身犹在，不露文章世始惊。
　　役北大荒一城旦，共钟三弟两书生。
　　重阳近每风吹帽，老泪多曾雨洗兵。
　　我是四年君五载，逢人莫道此中情。
　　“饱经艰险身犹在”一语囊括了他的一切坎坷和辛酸，“不露文章世始惊”是借用了杜甫诗句，吐出怀才不遇的心中块垒。接下来写到北大荒，戴了“右派”帽子到那冰天雪地中去服“城旦”苦役，聂服了4年，钟服了5年，回忆旧事不禁老泪滂沱，那种悲苦之情何堪对人言说！在一次友人聚谈时，聂曾说：“我在北大荒几年，是四不像，不像个公民，也不像个被剥夺公民权的罪人（因为还有选举权，还投过票），不像工农，更不像知识分子，总之，是四不像，以四不像的身份过了几年。”
　　聂绀弩留下的许多的言论和诗作，都会引起我们痛切的共鸣。“右派”的“金印”，不仅是刻在一个男儿脸上的耻辱，而且是永远刻在他心灵中的创痛。这种心灵的创痛，不只是痛之于个人的患难和荣辱得失，而是与国家民族的悲剧紧密相系的。聂绀弩清醒地看到，“反右”问题不是牵涉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人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的厄运，其种种恶果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60岁生日所作，及同时赠给夫人周颖的诗中，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忧国忧民的心怀：
　　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踢中年排闼来。
　　盛世头颅羞白发，天涯肝胆藐雄才。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失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1961年秋聂绀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亲自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文艺界的冰冻局面出现了一些融解的迹象。聂绀弩的心境也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写诗的同时，并有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发表。1962年到武汉，游览长江大桥写下的几首诗，颇多乐观情趣，其中出现了歌颂毛泽东的句子。
　　但是，形势并没有按照聂绀弩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且很快就急转直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又一次极“左”的政治运动掀起轩然大波。聂绀弩这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对时政不满的情绪日益激昂。毛泽东的人民领袖的光芒在聂绀弩的心目中日渐黯然，他感到原来与群众那么亲近的人民领袖，似乎已经离开了群众，不再敦厚，不再仁慈，而且似乎变成了相反的情形。有一份举报材料，记述了聂绀弩的如下谈话：
　　聂（脸孔涨红，手敲桌子，面孔向王某）：嗯，将来这个人历史上不知道要写成多丑啊！（这句话非常突然，因为事前没有背景谈话，在场人听了一愣）
　　王某：你说哪个人？
　　聂：（跷起大拇指）就是他嘛！
　　王某：我看他将来历史上不会写得不好，现在不是都喊万岁万岁吗？
　　聂：咳，你讲现在，现在自然没有办法，可是这个现在能维持多久？蒋介石不是也曾厉害过，他不是垮了吗？辩证法上讲得清清楚楚，事物总是向他的对立面转化，我们要从发展看问题。总有一天，谁是混蛋就要倒下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历史确定了的。不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这些人，他们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封建主义！现在大家认为生活过得好些了，好像有办法了，这是满足于现象，把这当做社会主义，其实他们是封建主义，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
　　王某：你看会变吗？什么时候变呢？
　　聂：（冷静）一定会变，共产党里总还有些人，而且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国际上也不会让中国这样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变，那我也不好说。总之，一定要变，中国大有人在……人民不会答应的，你不要看表面，什么万岁万岁，人民心里怎么样呢？现在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
　　王某：什么问题？
　　聂：（坚决）“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
　　看了上面这段对话，不禁忽感惊诧，聂绀弩的言词何至于如此过激呢？政治生活中严重缺乏民主气氛，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聂绀弩是说到要害了。但是，不能以“封建主义”一言以蔽之。什么“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这是老聂酒后失言吧！他对毛主席的态度由过去的拥戴，到后来的渐变，至此已经完全走向极端了。不过，聂绀弩到底是个坦荡君子，他的不满和愤慨并非挟私抱怨。后来他在监狱中沉静下来，经过学习和思考，形成了他思想中新的认识，以至晚年，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论了。
　　聂绀弩所说的解决“反右”问题，不是说要给某些人平反，更不是说给他本人平反、恢复待遇，而是说从政治理论上明确是非曲直，要承认极“左”的错误，彻底扭正方向。明知错了，不予改正，而将错就错，越搞越“左”，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势必越来越被动，整个国家的前途也就会濒临非常危险的状态。他认为，越来越左是因为“容不得人”，“越反对我越要专制”的原因。在另一次同友人的谈话中他曾如是说：
　　被动的事情很多，每一次运动都成了被动了，1957年的“反右”把我们都戴上“帽子”，这也是被动的很，最初还以为几个人、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就算了，不想越划越多，划上了几十万“右派”，我们无所谓，顶多少拿几个钱，但是整个国家来说多了几十万反对你的人，你说被动不被动，而且运动又来了，你划不划呢？总之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
　　他还曾在谈话中说到萧军、吴奚如这两个作家的往事：
　　这是萧军自己告我的。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常常在夜里派人提了马灯，把萧军接到窑洞里去聊天。这种情况，文艺界的人都没有过，只有萧军。他们两个人在窑洞里海阔天空，什么都谈。毛一再劝萧军入党，说世界上只有政治才是不朽的。萧军说，他承认这是一条真理，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他不肯入党。后来萧军要动身回东北去，毛对他说：你不服从任何权威，这一点，你要好好考虑。语气很重。所以，萧军一回到东北，就倒霉了。
　　吴奚如现在湖北工作（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吴奚如出来说话了，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团结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排斥他们，因此说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有些不当。吴奚如发表意见后，彭真、胡乔木都说吴的意见不对，但毛主席认为吴的意见是对的。毛亲自找吴谈话说，你的意见很好，同时还说“你尚在外边工作不好，可以到我身边来工作”，吴奚如却不肯答应。到整风时，就把吴拿出来了，说他有三条罪状，说他从新四军出来到桂林，和国民党特务搭上关系了。吴奚如一气之下说：啊！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我要求退党。他就从那个时候起脱党了。
　　聂绀弩提起两个作家的逸事，虽是闲聊，却也反映了他自己的观念。不想接受党的组织管理，不能身受纪律约束，不想紧跟在领导后面，这正是他的“大自由主义”。他通过两个作家的事，批评党的领袖“容不得人”，“你们越是反对我，我越要专制”。而聂绀弩自己呢，也是“你越整我，我越是不服，越是要反对你”。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将要席卷而来，风云即已惊耳可闻之际，聂绀弩对毛主席的不好看法日渐加深，不敬之语日渐肆恣。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声势日益高涨，处处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聂绀弩偏要说伟大领袖已经“到处碰壁”了。这真有一些莫名其妙，好像鬼瞰其室，非要他向犯罪、向监狱逼近不可。他曾这样说：
　　反对他的人会一天天多起来。现在他们当然都不敢说话。就是周（总理）也不敢说什么话。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周曾经在一个人面前非常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这种关切是不寻常的，意思好像劝我要冷静、安心。从一粒沙子看全世界，这情况我们也看得出来。
　　毛主席这个人，古书读得不少，他是把中国帝王的一套，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那不是马列主义，那是中国封建的东西。在军事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但在别的方面他不通，但是他自己什么都要管，不让别人说话。从1955年以后，搞得什么玩意儿？
　　在“反右”斗争的检讨中，聂绀弩说他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地主阶级没落下来的封建腐朽家庭”，又说“我是个从很穷、很封建，也很下贱的家庭里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回答法院审讯时说，“我出身是城市平民，群众斗我说我是破落地主”。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家庭是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祖上虽曾兴旺过，他的祖父并未进入仕途，后世渐至衰败。他的父亲一生无固定职业，曾贩土产，开鞋铺，最后在自家门口开烟馆，很早就死了。因为家穷，聂绀弩只读到小学就失学了。这种家庭背景，给他烙下了很深的平民意识，诗中曾写过：“早爱香山卖炭翁，平民思想自成风。”青年时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反封建的自由民主思想。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党，曾在中央通讯社做到副主任，以后弃暗投明，加入“左联”，一直是鲁迅旗帜的坚定追随和拥戴者。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追求进步，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并且杂糅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意识，聂绀弩的思想信念的源流，大体如此。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治黑暗的时候，能够弃暗投明，学习鲁迅的“投枪与匕首”，写杂文骂蒋，抨击腐败时政；当他感到毛泽东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代表着进步方向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美新中国，歌颂毛泽东；而当他感觉到极“左”路线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势必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时候，他从感情上便不能容忍，对于他认为是错误的方针政策，便要与之对抗、加以谴责，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写下了许多“反诗”，发表了大量“反动言论”。
　　过往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理念问题，使用任何高压的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愈是残酷的打击，愈会遭到强烈的反抗。运用强大权势的一方，当时似乎胜利了，实际上正如聂绀弩所说是“被动了”，那样的每次运动的结果，都会是一次比一次更加被动。
　　中国和苏联从共产国际理论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毛泽东主席把“防修反修”提到了绝对高度。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城市开展“五反”，意识形态领域加紧对“封资修”的围剿。1963年5月，毛在杭州主持拟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时，请大家同他一起吃饭，他举杯向大家祝酒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聂绀弩对于这种政治形势极度反感。司法机关搜集到的，据以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