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
聂绀弩_百度百科
现代诗人、散文家。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1903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
1923年在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当编辑时，读到“五四”时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深受影响。1924年考入广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2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20年代中期,曾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30年代中期，先后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杂志《海燕》。这时,他以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引起读者注意。抗日战争时期，聂绀弩在桂林与夏衍、宋云彬、 孟超、 秦似编辑杂文刊物《野草》。“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在《野草》上发表了《韩康的药店》,从诙谐中体现讥刺,回击了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杂文集《历史的奥秘》、《蛇与塔》，都是作为《野草丛书》出版的。前者杂论社会现象，后者评说妇女问题。后来又以二者为基础，编为《二鸦杂文》出版。解放战争时期，他的散文集《沉吟》和杂文集《血书》出版。《沉吟》通过人物记述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血书》是对黑暗现实的针砭、挞伐，并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公布的土地改革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绀弩在香港办报期间，仍以杂文为武器，批判各种怪现状、怪议论，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聂绀弩在杂文写作上，有意学习鲁迅的笔法，但又形成自己的风格：行文恣肆，用笔酣畅，反复驳难,淋漓尽致,在雄辩中时时显出俏皮。他的作品多已收录于《聂绀弩杂文选》(1955)、《聂绀弩杂文集》(1981)、《聂绀弩散文》(1981)。
聂绀弩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蔡清富）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周恩来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弢，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有人说，若论武略，聂绀弩可以为将；如论文才，他可以为相。若单看一看他青年时代的传奇生涯，这一判断就不为过了。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在读高小时就以作文闻名，同学们戏赠“聂贤人”这一雅号。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但他仍攻读不辍，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晚报》，且时有刊用。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至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
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到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做司书；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后又到缅甸做《觉民日报》等报的编辑；1924年又由孙铁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邓小平、伍修权等都是他的同学。大革命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关进监狱几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立即加入左联，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聂绀弩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934年3月，聂绀弩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该报创办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鲁迅给予了聂绀弩积极的支持。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
二建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可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可是，直到会见结束，也没有见到聂绀弩的影子。
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冯雪峰对人说：“这个人桀骜不驯，都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就这样，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楼适夷又成了同事。他自己说：我这个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领导工作是不行的。那时，他一人住在办公楼后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别人都从远处赶来上班，他才趿着拖鞋在房门外刷牙，有事还得到他的房间去找他。
在出版社，他平时对很多事无兴趣，有时开会谈到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会不耐烦地走开；有时正在传达别人的话，他觉得与自己无涉，就不愿听下去。他的意思是，这类事什么时候都与他无关，用他常说的话是：“我不在内。”既然不在内，也就不必知道。
“三反”运动时，他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笑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起来，用自己杂文风格的语言将攻击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三在人文社，聂绀弩主持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学选本。他自己则写了几十万字的古典名著的研究论文，又成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60年代初至“文革”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
那时，住在半壁街的聂绀弩已是60左右的年纪，但是生活仍毫无规律，有时通宵写作，有时整天睡觉，白天来了客人，只能先在客厅等候。其时，在北大荒一同改造的黄苗子，也已回到北京，虽然住家离半壁街有些距离，但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常常到聂府借书。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头来形容他是：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
聂绀弩不仅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基于他对这几部古典名著的造诣，黄苗子给他的书房提了一个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不想，“文革”一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四从1929年在日本结识了自己的湖北同乡胡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患难情谊。1955年胡风事件中，所谓的“胡风分子”大多锒铛入狱，以聂绀弩与胡风的关系，自然也难脱干系，他被隔离审查。人们当时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给予“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
逃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中他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为周颖修改了一份有关整风的报告，修改和增添了几句话，夫人被划为老右，他也沾光了。1962年初，刚从北大荒回来的聂绀弩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要她设法尽快与不知生死何处的胡风联系上。胡风被关押十年回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来看望。胡风旋即被送往成都监外执行，还是聂绀弩赶来为他送行。此后两个人还常有书信往来，不断以诗作唱和。
在历尽磨难后，两个人先后出狱却成了又病又老的老人，只有好友萧军虽也经灾难却健壮如昔。他曾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而他们却不能畅谈如昔了。初出监狱，周颖带聂绀弩上理发店理发，“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九死一生归来，形如鬼影，聂绀弩作《对镜》四首以舒怀；胡风80寿辰聂绀弩作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密友，聂绀弩对他还颇有好感。人们说这源于聂绀弩的爱才，其实，也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
聂绀弩晚年向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胡风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后，就被认为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冲突而受到批判，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解放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广西工作的舒芜写了文章批判自己的《论主观》并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也逐渐升级。1954年夏天，老友何剑勋来北京看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里他们碰到已调到这里工作的舒芜，三人就一起出去吃饭。饭后，聂绀弩建议一起到离这不远的胡风家看胡风。进了会客室，胡风好一会儿才出来，他与众人寒暄后，就指着聂绀弩说：“老聂，你也太不像话了，随便把什么样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聂绀弩一听，就觉不妙，不想胡风当众就对舒芜表示不欢迎。
大家急忙出来，到北海去喝茶。
舒芜说：“胡风太自信了，我手头上就有他的几封信，拿出来大家看看，很可以说明问题的。”聂绀弩只得劝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可能在这时候，上面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批判，舒芜就抛出了胡风的信。聂绀弩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虽然不对，但是最后对胡风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其中有句：“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
他说：犹大的故事是编造的，这样使人转移目标。正如他系狱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狱后从不去追查告密者一样。
| 聂绀弩(1903.1.28—1986.3.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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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纪实 （下） □李辉 不让个人消融于原则之中 聂绀弩是共产党员，可他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对垒而中止与国民党高官康泽的个人友谊，这的确显得十分特殊。一个是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左翼文人，一个是国民党特务要人，双方心照不宣，并没有影响相互往来。各自都没有放弃各自的原则，但又没有让原则伤害个人。这也许正是聂绀弩与众不同之处。参与集团政治，却不让个人消融于原则之中，他更愿意在心中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领地。 聂绀弩与胡风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正是胡风在日本将他介绍进左联，第一次参加一个松散的组织。但是始终我行我素，做人的原则、交友的原则，在他那里以特殊的方式体现。1955年，当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他撰文参战，还四处应邀作报告。与此同时，他们夫妇却在胡风夫妇最困难的时刻，给他们送去关怀的温暖。在胡风被捕三天前的日记中，就有关于聂夫人周颖前来家中“闲谈、打扑克”的记载。而当时的情景是，《人民日报》刚刚以“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为名发表舒芜提供的胡风信件，对于胡风，人人惟恐避之不及。在以后彼此先后受难的日子里，他们两个家庭依然互相安慰，保持着真诚的友谊。 可是，与此同时，聂绀弩与胡风对之深恶痛绝的舒芜也保持着良好往来。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期间，他一直欣赏舒芜的才华，把他视为难得的才子与得力的编辑。在舒芜成为“右派”之后，他们仍然往来如初，在创作旧体诗的那些日子里，舒芜更成为他难得的知音。 这便是独立不羁的聂绀弩。 屡遭厄运淡然处之 在1955年随反胡风运动而开展的“肃反”运动中，经历如此丰富人际关系如此复杂的聂绀弩自然难逃厄运。 “文革”中聂绀弩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原因，至今没有明确。一说是他仍然给四川狱中的胡风写信吟诗，一说他随意“攻击江青、林彪”。不管是哪一种，使他招致磨难的个人原因，是他与众不同的处世方式。他不可能见容于那个时代。 此时，铁窗内窄小的空间，再也不能任他潇洒漫游。一生不愿受纪律、原则、规范约束的他，却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场所消磨生命。 在狱中他写过一首《沁园春·赠木工李四》，记述他学习的情景：“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觉唯心主义，抱头鼠窜；形而上学，哑口无言。滴水成冰，纸窗如铁，风雪迎春如沁园。披吾被，背《加皮塔尔》，鱼跃于渊。坐穿几个蒲团，遇人物风流李四官。藐鸡鸣狗盗，孟尝宾客；蛇神牛鬼，小贺章篇。久想携书，寻师海角，借证平生世界观。今老矣，却穷途罪室，邂逅君焉。” 与友人谈到十年囚室生涯，聂绀弩从来是轻松一笑。他对冯亦代说过：“我在监狱中比你们的日子好过得多，至少用不着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他对楼适夷也说过：“比你们在外边好一些，没有高帽子，没有喷气式，没有大批判和红卫兵！能安安静静地读书！”在得知爱女海燕就在他出狱前不久自杀身亡的噩耗后，他痛苦过，但又以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老伴周颖：“陈帅、贺帅们的死不比海燕重要千万倍么？” “要我长寿，我就得活吗？” 说来也巧，聂绀弩的家乡湖北京山就与我的家乡随县（今随州市）相邻，只有一山之隔。一次谈到何应钦的家乡究竟在哪里，我们争辩不休。我似乎听人说过何应钦是随县人，他以肯定的语气否定，争到生气时，他甚至把手中的书用力甩到一旁。后来证明确实是我的错。我不由暗暗好笑，我这样的年轻人，居然会和一个黄埔军校二期学员争辩何应钦的家乡在哪里，真是唐突得很。现在想来，大概是他表现出来的达观、诙谐，才让我在他面前没有丝毫拘谨。 我去看他的时候，疾病已使他卧床多年，被子总是盖着骨瘦如柴的身躯，印象中几乎如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初见面时我便涌起一种悲哀，未曾想到一个在人们传言中曾经那样潇洒自如充满传奇色彩的人，如今只能依靠在床背上消磨时光。 离床不远放着一张桌子，印象中上面用玻璃板永远压着围棋棋盘。前两年他还能偶尔下床与友人对弈，后来，对于他这只是愉快的记忆。 在迟迟才举行的胡风追悼会两个多月后，聂绀弩也告别了人间。当人们前往八宝山同聂绀弩的遗体告别时，周颖把这样一句话题写在素笺上，分赠给大家： “绀弩是从容地走的，朋友，谢谢您来向他告别。” 去世前不久，聂绀弩在人们看望他并祝福他健康长寿时，却反唇相讥：“长寿，长寿干什么？大家要我长寿，我就得活吗？”走近生命的终点，面对死亡，还是那样独立不羁。他还是他。 |
《现代》九月号的《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杂文”的“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文学创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来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创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最可耻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种浪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这现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的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林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它为“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的一种体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
但文艺上的各种体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作者的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Ｌ．Ｓ．杂感选集》上说的“这种文体，将要因为Ｌ．Ｓ．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 Feuilleton）的代名词”，正是这个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先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一的体裁，把某些体裁抬到三十三 天，某些体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偏见。至于由某种体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恐怕只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体的形象，把社会的现象指示给读者；它的任务的确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的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甚么不下点工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精神破产”，所以“甘自菲北，“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题材”，再下多工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杂文的吧。依此说来，文章的体裁，各有各的用处；即使个人的偏见，看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的“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的原形，决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北，“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的缺陷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国，固然“随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工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是能下而又肯下工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滑头，虽不一定积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的残害，一面又怕新的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的周围造起一座墙，跟社会隔绝得水泄不通，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的眼睛，或把整个身体都缩到某种地方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甚么“创作精神”？有些没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宗小品，聊以排遣这目前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斜而不敢“杂”！自然，有些聪明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的。可惜他们的视野既小如针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色，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奶奶式的他们的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的选手，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甚么希望。不用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工夫”，写成作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的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体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
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出社会的日常事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畸形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的“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中产生出来的创作。只有窃取光荣的杂文的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的大作之类，才是这种杂文的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来——非特毫无需要之处”，故意把读者对杂文的欢迎及杂文在读者中的影响一字不提，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马脚不留心时候又露出来了。林先生自己说，“而杂文之不胫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这样的事么？
杂文“丝毫无需要之处”，却又能“不胫而走”；走了，又“不足怪”。这道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杂文的“不胫而走”，我也说“正是不足怪的事”。历史转动了前进的车轮，使大众迫切地需要理解。
正同需要物质的供应一样，他们也需要精神的粮食。“拿粮食来！”他们喊。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写小说戏曲或某种特定的体裁。不过，“在目前，现时代”，他们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最容易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丝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生产”，除了林先生自己的杂文。
一九三四，九，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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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聂绀弩 |
聂绀弩简介
●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京山，17岁离家，到马来西亚当过小学教员，后到缅甸做报纸编辑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二期，在那里结识周恩来
●1926年初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邓小平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后，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
●19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
●1967年“文革”期间以“反革命罪”系狱近十年
●1979年获平反昭雪
●1986年在北京逝世
●聂绀弩被誉为鲁迅之后“中国杂文第一人”
| 黄苗子挥毫作画，谁能想到他心中隐藏着背叛的秘密呢？ |
黄苗子简介
●1913年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小时在香港就读，喜爱诗画文艺，八岁习书法，受家庭影响。十二岁从名师邓尔雅先生学书。
●1933年后在上海从事美术漫画活动，并任上海大众出版社编辑。
●1938年以后，在广州、重庆、上海等地工作及从事文艺活动。
●1950年后，定居北京。
●1949年后，黄苗子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美协理事，民革中央监察委会常委。
●20世纪80年代后，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全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委员等。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告密与否？
让《聂档》的作者寓真感到心痛的是：“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
章诒和在文章中也感慨：“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
学者王容芬是少数几个为黄苗子提出辩护的人，她指出：聂档提供的十首诗里没有一首给黄苗子的，按照“公安机关负责人”“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的原则，黄苗子既无缘提供，也无由诠释，并不能由此断定黄是提供者和诠释者。
在章诒和发表的另一篇有关聂绀弩入狱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像迟钝的聂绀弩，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没多久，聂绀弩就被押上了囚车”，这句话被王容芬指出有时间上的问题。“黄药眠‘文革’伊始就被康生点名批斗，黄苗子1966年10月起即失去自由，与妻入狱七载，聂绀弩1967年１月被捕。这三个人不可能在1967年3月跑到一起商量什么轮流聚餐会。”
但王的这篇文章后来被香港《开放》杂志临门撤稿，在总编辑写给王的信中称：“（我刊）找到大陆知情人了解实况……寓真只是没有直接点名指出黄苗子，他文章中引用的不少材料就是出自黄苗子之手。……寓真文章要在大陆发表，他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
寓真有所保留的部分是什么？这引起了众人的好奇。作为《聂档》的作者，他接触到最多的原始材料，在他公布更多的资料之前，黄苗子已经处于千夫所指的不利境地。
寓真无疑是对此事件的真相最为了解的人。最让他感慨和佩服的，是聂身上一个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章诒和写到她有天去看望聂绀弩，谈及她的监狱生活。她对聂说自己也曾经告过别人的密。从被抓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她揭发那人被枪毙的那一天开始，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开导她：“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承认与否，道歉与否，对于告密者，聂绀弩生前就已经原谅了。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7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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