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解读】毛主席和他的女人们

毛主席和他的女人们
杨开慧
贺子珍
江青
张玉凤
一九九○年底，大陆流亡作家京夫子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他的创意，是以毛生命中的女人为经线，把毛一生经历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党内斗争贯穿起来，试图写出一个被笼罩在沉重的政治帷幕背后的毛泽东。序言的第一句，京夫子便开宗明义﹕「研究中国当代历史，一个重要课题，应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首先又要打破毛泽东迷信，把[魔]还原为[人]，或者说，把[神]还原为[人]。透过[人]的毛泽东，更能客观地看到当代中国历史饶有兴味的真实一面。」而写「人」，自然不能不写他的情欲和性史。「西人弗洛伊德有言﹕性乃人的基本出发点，我国老前辈孟夫子亦有教诲﹕食色性也。」
基于「还原为人」这一「出发点」，京夫子在描绘毛的私生活，包括性生活上下了不少的工夫。有些地方甚至写得纤毛毕露。他认为，这些「虽多属海内外尚未有所闻所传者，但绝不流俗」。「因为这样来讨论毛泽东，决无贬低其地位、价值之意，亦不会有损他多姿多彩、玩世不恭的一生。」
这样一种的角度和写法，使这本书一跃而为当年海外最畅销华文书的榜首，并引起了读者关于毛泽东私生活的极大的兴趣。第一，毛泽东一生真有那么多的女人么﹖第二，毛泽东跟那些女人们之间真的到了那样一种地步么﹖第三，他和他的女人的关系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真有那么重要么﹖
据书中统计，跟毛泽东有着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实在多于过江之鲫」。其中的名女人即有十几位之众。其中与毛相从最久、影响最深的是四位﹕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张玉凤。除了这四位，还有几位值得一叙的「名女子」是，长沙一师才女陶斯咏，话剧演员吴广惠，华侨美女冯凤鸣，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电影明星上官云珠，杂技之花夏菊丽。而这本书的女主人公不是杨开慧，不是贺子贞，也不是江青，而是那位自一九五八年夏季起即工作、生活在毛身边，从毛氏的生活护士而生活秘书，从生活秘书而政治秘书，最后晋升为中共政治局机要秘书的「神秘女郎」张玉凤﹙书中作「张毓凤」﹚。
*独家材料和小道消息
因为牵涉到「名女人」，她们跟毛泽东的关系真实与否，自然就成了读者关注的焦点。人们首先要问，作者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详情的﹖是亲眼所见，还是听来的﹖如果是听来的，他是听知情者亲口所言，还是道听途说﹖
京夫子显然不是亲眼所见，一开始他就声明，「笔者唯一需要保留，是尽量避免提及有关的材料来源，以策众多朋辈的家室安宁。」可见他的材料，是从「众多朋辈」那里得来的。我们不仿想象一下，这些朋辈可能是些什么人。一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二是与毛泽东有过「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们，三是能接触到毛私生活的书面材料的人，四是上述这些人的亲友。
我不怀疑京夫子为写作这本书，而尽可能详尽地搜集材料所花费的心力。他本是一位著名小说家，以其广泛的社会交往及在文坛的资望，从众多的朋辈那里得到有一定根据的材料，也应该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如作者果能从私生活，包括性生活上打开研究作为「人」的毛泽东的缺口，也不失为一条独辟蹊径的好法子。但这本书除了获得广泛的销路，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好评。
原因还是他的写法。书中涉及的党内政治斗争，所用史料来源多为正道，即都能见诸公开的出版物和共产党的文件﹔而私生活的材料来源，又是前面说的「众多朋辈」，也就是我们惯称的「小道」。
中国的「小道消息」往往都不是空穴来风，因而一般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何况作者的「小道」，可能更是「曲径通幽」，参考价值更大。然而作者将这两种材料揉合在一起的时候，加了不少他自己以为可以来迎合读者的低俗小说的「细节」描写，使它原本可能具有的参考价值，大大地打了折扣。作为一位本来并不低俗的小说家，他忘了，细节是不好随便编造的。
许多读者，连那些曾听到过不少关于毛泽东私生活传闻，并大致相信这些传闻的人，也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连猜带估、胡编乱造的，甚至不客气地把它列为「不正经」的书。将书的严肃内容一带而过，仅依其中几笔「不正经」的写法而为之定性，实在是作者的悲哀。他本可以把材料处理得好一些，既引人入胜，又保留了材料本身的价值，为史家所看重和藉重。
不管怎样，京夫子的这本书，毕竟把「毛泽东私生活」的话题，从民间的私下流传公开上了书架。后面我们还将专章讨论这本书，看看它提供的「独家材料」。
我总觉得，它即使不是使一位真正了解毛私生活的作者立意写作另一本书的动因，至少也是一针效果强烈的催产剂。*李志绥比「小说家言」要真实
四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九四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跟所有预料中的畅销书一样，尚未正式登台，锣鼓已响了好一阵了。海外的新闻媒体，对回忆录的作者、背景、价值及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作了充分的报导和预测，并先于读者，再度「炒热」毛话题。
李志绥曾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从「解放」，亦即中共建政初期，直至一九七六年毛去世，长达二十多年。这一时期，几乎涵盖了整个毛泽东时代﹕反右，合作化，大跃进，反帝反修，文化大革命，也是毛一生中最具有神秘色彩、从盛年走向衰亡的一段岁月。
李志绥的回忆录，详细地写出了他眼中的毛泽东，他曾与之相随、相伴、相谈，为之保健、医疗和抢救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待人处世，生活习惯，思想学养，内心情感，性格风采，家庭关系，乃至生理特征和个人隐私，都在他笔下被栩栩如生地描写出来。
这是所有讨论毛泽东的书中，第一本由最接近和最熟知晚年毛泽东生活的人撰写的著作。李志绥出生于北京，祖父做过清朝皇帝的御医，父亲曾留法勤工俭学，后成为国民党的高官。李志绥十六岁受洗为基督徒，在抗战结束的前一年毕业于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曾任职南京中央医院，一九四八年底赴澳大利亚悉尼，担任海上的船医，一九四九年六月，应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之邀从香港回到北京，在香山「劳动大学」﹙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代号﹚门诊部工作，一九五○年秋季进入中南海门诊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四月获毛泽东接见，专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并在毛健康恶化病危之际任医疗组组长。
毛死后，李志绥曾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回北京复职三○五医院院长，年底退休，一九八八年八月与妻子同赴美国芝加哥与儿媳团聚。他的回忆录，就是旅居美国以后，花了三年时间在芝加哥的寓所里完成的。
李志绥一生的经历，无疑是极为特殊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他的多幅与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合影，更为他在毛话题上发言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提供了有力的左证。他的保健医生的职业，也颇为方便和不可避免地接触和了解到毛的大量隐私，包括毛的病理状况、性能力、性心理、性观念和性习惯。这绝非藉助来源于别人的材料，进行想象发挥的「小说家言」可以相比。绝大部分读者的判断是，它是真实的。
*回忆录的价格与价值
新闻媒体关注的此书的焦点，是毛泽东的私生活﹔而焦点的焦点，则是毛泽东的性生活。似乎只有在「私」和「性」上面做足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最大兴趣，尽可能的产生轰动效应。这方面，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都一样。同样一本书，中文本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英文本却是《毛泽东的私生活》﹙美国蓝登书屋﹚。英国BBC制作毛泽东的专题节目，也由于李志绥出面介绍「毛的性生活」，而导致李书在公众的心目中，仅仅是一本揭发著名政治人物隐私的闲书。这类书即使在主张言论自由的西方，也一般都会被认为没有多大的史学价值。它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只是畅销。
联想到英国王妃黛安娜的前马术教练出版未久的一本书﹕《恋爱中的黛安娜》，揭发其主子与自己偷情的一段故事，读者更容易对李书预先持一种怀疑乃至鄙夷的态度。黛安娜的前情人为了获利，就将这位多数英国民众心中的偶像的隐私和盘托出，结果被舆论斥为卑鄙恶劣的叛卖行为，人人喊打，只得赶紧携了几百万元版税逃往国外隐居。李志绥的回忆录，是否也有「奴才为谋利而出卖恩主」之嫌呢﹖据说，谑楦逋瓿芍埃钪舅缭蚰承┗梗缙樟炙苟俅笱В昵牍醋髯手獾骄芫Ｖ饕褪且蛭秆悦髁艘葱陨睢埂３醺逋瓿珊螅患姨ㄍ宄霭婀窘隹铣黾廴⑽迩涝蛩牡陌嫒ā６鳥BC付给他出镜的报酬，也只有五百美元。--这些「据说」，似乎可以用来凸现「出卖前主人性生活逸闻」，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多么的遭人鄙夷，同时也是多么的没有价值。问题是，「价格」与「价值」不是一回事，不得人心、遭人鄙夷的《恋爱中的黛安娜》，不是也卖了几百万的版税吗﹖用五百美元，或三、五千美元，或拒绝资助，来为李书作价值判断，显然并不恰当。反过来，难道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写作资助的申请，或那家台湾出版公司一开价就是三五百万美元，或BBC给他的报酬上了六位数，李志绥的回忆录便崇高起来，有价值起来了吗﹖是否又可以指责为「受帝国主义分子的高价收买」呢﹖
我以为，即使没写「性生活」，或者即使写了「性生活」，李志绥的书都当然是极有阅读价值的。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或依另一些人说的，工作了十八年之久﹔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人类的影响和研究价值，也远非一个英国的王妃所能比拟。跟随这样一个人物这么多年，一定有许多独特的见闻和感受，让人饶有兴趣。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只要基本上秉持一种中肯、严肃的态度，它就会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至于写没写「性生活」，为了一个什么目的，为还原于真实还是为了钱去写「性生活」，他到底写了多少，而且怎样写的「性生活」，其实倒还真是其次。
正面和负面的批评
事实上，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后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一本「写性生活的书」可以达到的，也绝不是一本写名人或写伟人的「性生活」的书可以达到的。海外的华人文化界首先反响热烈，大量正面赞扬的书评和报导不绝于各报纸杂志，与《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发行后书评界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一般认为，李志绥的写作态度是严肃和中肯的，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见证，改写了「毛学」新面目。极端者更把李志绥称为「当代第一史家」﹙王若望﹕《北京之春》总廿二期﹚。
读者群和影响面的不断扩大，负面批评也随之而来。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首的一百三十五人签名公开信《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从李志绥的个人身份和人格，到此书的目的及出版过程都进行了否定。一些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也出面「证伪」，认为李志绥其人其书都是骗人的。毛泽东的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合撰《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一书，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以相当的篇幅批驳李志绥，还有一部分篇幅用以温馨地回忆毛泽东。
当然，这些批判遭到了声势更为浩大的反击。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正面评价，都是基于「非毛」的立场﹔几乎所有的负面批评，也都基于「护毛」的立场。两种立场截然相反，不共戴天。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后不到四个月，已着手撰写第二本书《中南海回想录》的李志绥猝逝于他在美国的寓所。他不可能听到那些点著名批驳他、攻击他，声称要找他「对质」的人的声音了。他的对手在把他的人品着实糟贱了一番，包括揭发他「与儿媳共浴」，「在公园非礼同事的妻子被捉」等等丑闻之后，带着明显的幸灾乐祸说，你活着的时候，不正是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已经死去的毛泽东么﹖
李志绥的死因，也一度成为人们的话题。美国警方的报告是因心肌梗塞自然死亡，他的次子李二重却怀疑，其父死于谋杀。一是死亡现场洗手间里，一卷厕纸的卷筒中轴被抽出来，拉成一条类似绳索的长条﹔二是牙膏、牙刷被扔进了马桶，似乎是谋杀者以此种方式泄恨，表示李「臭不可闻」﹔三是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是下午四点，而下午三点李二重出门上班时李志绥还好好的。﹙关于李志绥的死因，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
除了「谋杀说」，还普遍流传一种「报应说」。李志绥写了毛泽东，得罪了毛的在天之灵，结果将他召去问罪。许多即使从理念上反毛的人，也有这样的疑惧。毛生前的神通广大，他的至高无上，他的几乎无处不在的耳目与代理人，已经将他的「万能」深植人心。那么多享有资历名望、本领高强、影响深远、势力雄厚的人物，都被他干净利落地收拾掉，或心甘情愿俯首称臣，何况一个流落异乡的旧仆呢﹖
*「报应说」与职业道德
「报应说」并非全出自迷信心理。读者对于这类揭露内幕的书，态度向来矛盾﹕既想看名人、伟人的丑闻和笑话，又恶其揭发者将旧主隐私卖钱的作为。李志绥作为一名医生，将病人的病历、生理特征公诸于世，是否违背了起码的职业道德﹖关于这一点，李志绥的长子李重曾回答记者说，毛泽东作为一位领袖人物，他的病史和隐私已经不属于他个人，人民有权知道这一切。这种解释固然不错，即如西方民主国家，公众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许多隐私，就成为媒体及民众关注的焦点。人民充分享有知的权利。问题是，这里所说的「隐私」，有没有一个界限﹖具体而言，毛泽东「右侧的睪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睪」，「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这一切，与中国的政治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有什么关系﹖难道他的包皮容易翻上去，中国历史就会有别的一种写法吗﹖
我们可以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个相近的例子﹕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去世不久，他的医生居布雷也推出一本回忆录《大秘密》，大揭密特朗的「神秘面纱」。其实他揭的不是上面的「面纱」，而是下面的「遮羞布」﹕他告诉读者密特朗罹患摄护腺癌的大秘密。居布雷理直气壮，他在书中批评密特朗对人民隐瞒病情十余载，无异于是让法国人度过了一个「谎言年代」。密特朗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当选法国总统后不久，就知道自己得了癌。在他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月里，已经是个无视事能力的人。居布雷说，他将病人的病历公开的确违背了医生必须为病人守密的誓言，但密特朗生前曾对他说过﹕「我生病的经过有朝一日一定要公诸于世」﹔密特朗还曾向选民保证﹕一定如实将自己的病情及身体状况公布于众。所以居布雷问心无愧。这桩公案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究竟是总统还是总统的医生应受到谴责，经过一翻唇枪舌剑的论战，似乎后者占了下风。法官裁决，居布雷的书不得继续在市面销售与再版。国会也有人认为，医生不能信守﹙为病人保密的﹚誓言，简直是一大丑闻。
毛泽东的可悲，在于没有法官为他作出有利的裁决。中国大陆官方对此基本保持沉默，不置可否，想必是不愿屎不臭挑起臭﹔海外媒体，多属于非毛阵营，自然大加赞赏。一些积极从事民运的人士，更从道德上充分表明支持和赞佩李志绥的立场﹕毛泽东作为一位如此荒淫无道、犯下滔天罪行的已故暴君，从来习惯于黑箱作业、铁幕政治，绝无再享有「隐私权」之理。有人还诘问﹕毛泽东享有神的权力，却只要负起人的责任，岂不是已经太便宜他了﹖
然而无论是谁，都只能担负起人的责任，--即使你享有过神的权力，即使你犯下过鬼的罪行，但因为你是人，于是最终还得将你放在人的位置上，进行道德的、法律的以及历史的公正审判。否则，我们还谈什么「天赋人权」呢﹖道理很简单，用独裁者的方式对付独裁者，必然是新的独裁者。
李志绥毕竟只是毛泽东的一名保健医生，他的医术及医德即便有可议和可责之处，对于今天我们谈论的历史而言，已经无关重要。他写回忆录，究竟违背了哪些和违背了多少做人的道德，应该受到怎样的谴责和应该怎样为之辩护，实在是他个人的事，他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值得我们展开讨论和注意的，不是他这个人，而他讲述的这个人﹔不是他行笔过程的道德善恶，而是他陈述内容的信疑真伪。不管怎么样，李志绥写出了一个不同于旁人所说的毛泽东。

第二章:毛泽东到底有多少女人﹖(1)
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的作者，是一位大陆著名小说家，曾多次出国访问。一九八七年赴香港参加一次文学讨论会，径自一去不归，悄然定居加拿大。《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是他「自我流放」后发表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一九九○年十二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有人称这本书由「匿名作家」所撰，其实不对。「京夫子」不是匿名，而是笔名。一个作家可以有很多笔名，这是他的个人自由。鲁迅用过的笔名就多达一百余个，以本名「周树人」发表的文章却少之又少，不能说鲁迅是一个「匿名作家」。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历数毛泽东一生中的女人，包括跟他结过婚，恋过爱，长期同居过，或虽然同居时间不长却颇有名气的女子。当然，那些仅跟他一夕风流、数夕云雨的无名女子，因为人数众多不胜枚举，就只能被当做毛泽东的生活激流中可以忽略不计、「稍纵即逝的浪花」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列举的这些女人。
*京夫子把罗氏变成李氏
毛泽东一生结过四次婚。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十四岁，即一九○八年，娶长他六岁的李氏为妻。以当时毛家的经济条件和在当地的社会等级，她「肯定是位面目姣好、命相主子、颇为性感的乡村小妇人。」在长达十二年的火一样的青春岁月里，李氏又不是妖魔鬼怪，小夫妻间能无床笫之事﹖加上毛从小喜读杂书，终生性欲极盛，又出自对其「暴君」式父亲的仇恨，于是会在「青春妙可」的李氏身上寻找发泄。
而韶山冲老一辈的男人们中间，在一九四九年前有传闻，毛的父亲毛顺生与儿媳之间发生过乱伦关系，俗称「扒灰」，被在长沙上学的毛泽东回家时发现过，从而使他记恨终生。不过作者也明言闹不清楚，李氏这位包办婚姻的不幸的牺牲者，是何年月起被毛泽东休弃，何年月离开毛氏家族，离开这个世界的。但他却为毛氏的「小夫妻间」，算出了「长达十二年的火一样的青春」。
事实上，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不姓李而是姓罗。毛氏族谱中，罗氏列为毛泽东的「原配」，杨氏﹙开慧﹚列为「继配」，贺氏﹙子珍﹚列为「再娶」。由此可见，罗氏在毛家的长媳地位是十分牢固的，不因婚姻的不幸而遭休弃。罗氏家住湘潭县杨林乡，家境富裕，与毛家是世交又是亲戚。罗氏的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姑祖母，即毛泽东的祖父毛翼飞的姊妹。
毛罗联姻，是亲上加亲，双方家长都极为满意和重视。一九○七年﹙而不是一九○八年﹚，毛泽东与罗氏按传统方式完婚。罗氏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公元一八八九年十月廿日，比毛泽东大四岁零两个月。她嫁到毛家的第三年，才廿一岁便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九一○年春天的事，而直到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才第一次离家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到长沙求学，是一九一三年的春天，年满二十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合并于第一师范﹚。此时罗氏已去世三年，既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的「发泄」对象，更无从演成被从长沙回家的毛泽东所发现的「乱伦」悲剧。
作者为毛泽东列举的第一个女人，就没有说对。连这位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的来历、姓氏、年纪、生卒时日都没搞清楚，居然还大胆杜撰一出「公公扒灰」的闹剧。
李志绥记载，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毛泽东曾把一位白发老妇找来见他。据说，这才是毛五十年前在韶山老家「第一次发生关系的女人」。当年这年轻女孩仅十二岁，如今白发苍苍。毛颇为伤感，给了她两千元叫她回家，说﹕「怎么变了这么多。」对这「第一位女人」，李志绥没有作过多的渲染，只说毛泽东对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当然，这已经十分传情和逼真。
以中国当时的农村状况来说，非婚男女间和少男少女间的情事并不奇怪，甚至很普遍。倒是迫于家庭压力，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反而难以一下碰出什么「火花」。以毛泽东极强的反抗性格，他与罗氏之间的「清白关系」应是可信的。陶斯咏与「三角恋爱」
京夫子数到的第二位女性，是在毛泽东一、二任妻子，即罗氏与杨开慧之间的陶斯咏小姐。据称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恋人。陶斯咏与向警予、任培道，同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的三位杰出的女弟子。杨昌济还有三位杰出的男弟子，那就是毛泽东、蔡和森、萧瑜。陶斯咏于一九一四年参加了毛、萧等人创办的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大约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前后，毛泽东与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进行革命活动，「两人深深堕入了爱河中」。于是「两情相悦，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还能不蜂狂蝶乱，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慕仙的﹖」
陶斯咏想必是确有其人的。但她与毛泽东是否有过「蜂狂蝶乱」，就不得而知了。作者只好以「还能不......的﹖」的问句来进行猜测，串起一堆流行小说的艳俗用语，反倒使人觉得很不可信。接着作者又设想，毛泽东、陶斯咏与杨开慧之间，「极有可能」有过一段三角关系。
这段材料的来源，取自萧瑜的《我与毛泽东行乞记》一书。毛泽东当时是与陶斯咏「深深相爱」。而杨昌济首先相中的女婿也是他萧瑜，不是毛泽东。杨昌济曾托他们一师的同学熊光祖「说媒」，杨开慧本人也有这个意思。但熊告诉杨，萧瑜已经结婚，只好不了了之。但据证实，这其实是萧瑜对杨开慧的一厢情愿。
萧瑜的其它回忆也大有失误。如「新民学会」，发起于一九一七年的秋天，直到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才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她陶斯咏怎么可能在一九一四年就参加了呢﹖至于「文化书社」，发起于一九二○年七月，成立于八月二日，到十月廿二日开第一次议事会，二十五名投资者中，并无「共同开办者」陶斯咏。而杨开慧才是「文化书社」的主要投资者之一，她动员母亲把北京大学同事送给父亲的奠仪费捐出一部分来交给了毛泽东。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很难想象，这样短的时间和这样一种情境，究竟有多大的空间能容陶斯咏插足，建立「三角关系」。
*「挥手从兹去」
毛泽东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婚后，为了革命活动，奔走于上海、广州和长沙之间。长沙东郊的清水塘，是他们时间较长的一处住所。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载，婚后五年，杨开慧生下岸英、岸青两个儿子﹔毛泽东则「奸污了同住在一座院子里的中共另一位早期领袖、朋友李立三的妻子」。「大约在第三子岸龙出生前后，毛泽东又有过一次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杨开慧跟他狠狠地闹过一次家庭矛盾。插足他们家庭生活的第三者为谁﹖又是同住长沙清水塘院内的李立三太太﹖唯毛泽东本人九泉之下有知了。」
这次家庭矛盾的证据，是一九七五年发表在《诗刊》上的一篇毛泽东旧作《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热泪欲零还住，人有病，凄清如许，要似昆仑崩绝壁，更那堪凄然相向，知误会前翻书语。天知否﹖汽笛一声肠已断，又恰似台风扫环宇。
苦情重诉，过眼滔滔云共雾，今朝霜重东门路，从此天涯孤旅，重比翼，眼角眉梢都似恨，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照横塘半天残月，凭割断愁丝恨缕，和云翥。
这首词作于一九二三年，而毛泽东的第三子岸龙出生在一九二六年。把它用来说明岸龙出生前后的「情变」，真正是「词不达意」。李立三太太﹙李一纯﹚「被强奸案」，材料来源是中共早期领袖之一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的回忆录。
因为太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京夫子也只好在书中一带而过，没有就此线索写成单独一个精彩的章节。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居所，是小吴门外清水塘的一个普通农舍，还兼中共湘区委员会秘密机关所在地，来往人员频密，很难有毛李独处的作案机会。
从毛泽东的早期词作，及后来跟一些亲友的书信言谈中，可以看出毛对杨开慧确有很深的感情。他真正有说服力证据，并且难委其咎的不忠行为，应该是从「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开始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毛泽东在湘赣边区的永新，与相识不过两天的贺子珍正式宣告相爱，结为夫妇。而他的前任妻子杨开慧这时正领着三个儿子，在长沙的板仓乡下躲难。
一年以后，杨开慧被捕入狱。她坚持信仰，绝不肯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为当时的省长何键下令处决，年仅廿九岁。
*从造反书生变为草寇英雄
我以为，这是毛泽东从一个造反书生，转变为草寇英雄的重要时期。共产党的活动到处遭重挫，被迫转入地下。毛是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并且看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中共领袖。无论是谁，思想上经历这样重大的转变，性格和情感一定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毛泽东与红军女响马、双枪将贺子珍的结合，应是一例。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也孕育于这一时期。手上有枪，有队伍，这些枪和队伍完全是自己拉起来的，不从属于另一些枪和队伍，而且还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和同样不从属于其它任何政权的「中央苏区」政府，毛泽东担任主席。虽然有后来的被「左」倾路线撤职、反围剿失败、退出中央苏区和损失惨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他毕竟是真正做过山大王的，体会过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情境和快感。
*丁玲曾被毛泽东封为贵妃？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引用了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一段话，说明到了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已经「是个帝王思想很重的人」﹕
......他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大清亡在她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它的一些红军女性做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穷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性算在一起，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个很风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做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凋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
丁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虽然被划过「右派」，吃了不少苦头，直至晚年仍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十分「正统」。作者记述的这段话，是一九八二年盛夏，刚从美国访问旅行了半年回来的丁玲，在大连避暑时，亲口对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的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讲的。据说，「丁玲老人是带着一种批判意识忆及这段甜蜜的往事的。」事后又觉得说漏了嘴，很有些后悔，于是严肃地告诫「中年科学工作者」，这是伟大领袖开的玩笑，不应再传给第三个人听，谁传了谁负责。中年科学工作者「当然答应保密。为免事端，两人相互敬而远之，不再往来。」
既然他已经当面答应保密，不再传给第三个人听，又怎么被京夫子听到，还记录得这样详细呢。我们不妨猜想，所谓「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其实就是「爱好科学的中年文学工作者」京夫子本人。以京夫子当时在文坛的名气，与丁玲同住一所避暑胜地的疗养院，并与之作如此深入的、触及人性的攀谈，是完全可能的。相反，如果真是科学工作者，即使是卓有成就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就其只是对文学「爱好」这一水平而言，都不大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事后丁玲觉得「后悔」，也是怕自己「曾被毛泽东封为职掌文房四宝的贵妃」流入文坛，于她的形象不利。如今丁玲已作古多年，才公布这一段轶事，「谁传了谁负责」，--当然是京夫子负责。
与丁玲失之交臂
以毛泽东的个性，跟丁玲开这样的「玩笑」，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其时丁玲才三十出头，容貌端丽性格浪漫又善解风情，在投奔延安之前，就已经是饶有名气的女作家。毛泽东跟她同操湖南口音，谈了三天三晚，都是严肃的话题，如「国防文学」和「革命大众文学」的争论呀，鲁迅和「左联」呀等等。之后来一点「意淫」，轻松轻松气氛，也是人之常情。
有人说，丁玲仿效俄国女革命家柯龙黛向列宁推销「一杯水主义」的性观念，也拿这套在当时一些革命女性中颇为时髦的理论向毛泽东献媚，自动荐枕，这才引起毛拉起她的秀手，细数历代帝王三宫六院嫔妃无数。据毛的秘书李锐判断，毛泽东「基于政治因素考量，采取了﹄资产阶级的道德』立场。」﹙沙兹伯里《新皇朝》九二页﹚看来，丁玲跟人讲这段当「贵妃」的故事，绝不仅仅是一次。
毛泽东与丁玲始终都没有「那一手」，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毛不大适应在观念上比较强悍的女人，也不大适应比较有才学的女人。而丁玲当时恐怕没有想到，毛泽东在最落魄的日子里做的「皇帝梦」，居然在后来演成事实。
一九五三年夏天，毛泽东忽念旧情，邀丁玲到中南海划船。叙旧之余，毛随口问﹕「冰之，你工作有什么困难﹖你觉得周扬这个人怎么样﹖」丁玲见主席呼自己的小名，半娇半嗔，趁机告了顶头上司周扬的御状，把历年来对周的不满总结成十大问题，一一汇报。此时的丁玲年近半百，身体发福，发有杂色，加之唠唠叨叨，十分乏味。毛泽东耐心听她数落完，轻松一笑说﹕「你讲周扬有十大缺点，我倒是觉得周扬还有两个优点，他的马列水平还可以。」
其时，早已失宠的江青远在苏联疗养﹙一九五二年秋至一九五三年秋﹚，毛泽东身边虽不乏年轻女子伴舞侍寝，却没有一个能会意交谈的女人。丁玲被单独召见，同毛湖上泛舟，本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她却把握不当，对扳倒政治上的对手操之过急，结果讨了个没趣。一九五五年，在周扬主持下，呈报毛泽东，丁玲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首犯被捕。一九五六年获释。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亲自批准，丁玲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于是，这位早年投身革命，主动向毛荐枕，被毛戏封为掌墨「贵妃」，自认与毛情谊不浅的女作家，开始了她长达二十多年的流放、监禁、劳改的生涯。
*贺子珍要「毙掉那两个骚货」
贺子珍到底没有做成「皇后」。她的皇后位子，最终落到了江青的手里。大多数中国人每念及此，必扼腕叹息。其实这位子是贺子珍自己让出来的，很大一部分程度在于她没有眼光，只看到自己的丈夫才华出众，却不知日后竟会君临天下。她一气跑到了莫斯科，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那就怪不得谁了。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秋天。
这一年的冬天，蓝苹﹙江青﹚才从上海抵达延安，第二年的夏天，她才有机会进入了毛泽东的生活。平心而论，江青这一次不是「篡位」，只是乘虚而入。用时髦词儿说，叫做「把握了历史的契机」。没有江青，一定还会有别的什么人成为「皇后」。比方丁玲，如果她抵达延安的时间晚那么一年多，而不在一九三六年，很可能就不只是一个「玩笑」中的贵妃，而当上名副其实的「正宫娘娘」。那么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旗手」，也就非她丁玲莫属，而与江青无缘了。丁玲思想的激进，本来就一点也不输江青的。
贺子珍的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要拿枪「毙掉那两个骚货」。「那两个骚货」当然既不是江青也不是丁玲，而是史沫特莱跟吴广惠。史沫特莱是年仅廿五岁的美国女记者，为了采访「中国工农革命的传奇英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九三七年春上到延安。「据一位不肯透露姓氏的中共老人于一次闲谈中提及」，史沫特莱跟毛泽东见面，第一次握手，第二次拥抱，第三次亲嘴，......使得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惊讶这洋人的礼节。亲亲嘴也就罢了，一亲还「亲上半个时辰」﹙毛一位警卫员偷偷跟自己的老乡说﹚。
吴广惠的事迹，则引自斯诺的前任夫人韦尔斯的一段文字。吴广惠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教，一九三七年初由一个共产党员保送到延安学习。她年轻﹙廿六岁﹚漂亮，教养良好，梳的是三十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及肩卷曲长发，还涂着唇膏。她被指派为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中英文翻译，跟史沫特莱住一个窑洞。史沫特莱住里间，吴广惠住外间。毛泽东本来的亲嘴对象是史沫特莱，后来却变成吴广惠了。据说是史沫特莱「让贤」，或者说是「割爱」。一天晚上韦尔斯在史和吴的窑洞做客，毛泽东来了，和她们一道吃饭，史和吴以崇敬英雄的眼光看着毛泽东。吴和毛都声称自己喝多了酒，情绪高涨，「吴广惠大胆地把手握着毛氏的手。当晚她不停地这样重复着做。」
*三个女人同时出局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留在照片上的吴广惠，实在说不上有多么漂亮。顶多只能算是会作些打扮，又有城市小姐的情调。这就很引男人喜爱，很招同性嫉恨。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八十比一，女人严重不足。可想每一个女人都有多少男人追求，而毛泽东又已是有妇之夫，连韦尔斯都「并没有想到她和毛氏曾经发生过任何的通奸事件」。但事情终于闹大，一天深夜，贺子珍尾随毛到了吴广惠的窑洞，大力拍门，门开后，见到毛与吴便歇斯底里大闹起来，史沫特莱闻声出来相劝，竟遭贺子珍持手电筒殴打。
这件事以毛泽东下令将她们「驱逐」出延安而告结束。一年以后他告诉斯诺﹕「我下令从延安驱逐了三个女人。」--三个女人，还有谁呢﹖就是贺子珍。
贺子珍起初对吴广惠印象不错，喊她「小吴小吴」的，经常派警卫员送些好吃的给她。问题出在史沫特莱到延安之后，西风东渐，把开放的作派带进了窑洞。以毛泽东的身份，一个美国姑娘，和一个中国的有夫之妇，本不大可能撼动贺子珍的「皇后」地位。不料大闹一场的结果，导致三个人同时出局。
当然出局的方式不一样，虽说都是「驱逐」。史沫特莱的驱逐是礼送，毛泽东告诉她，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来去千万不要经过苏联，写他的故事也不要在苏联发表，要直接在欧美出版。史依计而行，果然在西方获得轰动。但她利令智昏，于一九四八年秋天去了莫斯科，大发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议论，宣称一旦见到斯大林，将奉劝他「如何如何」，引起斯大林及其克格勃的疑忌，把她当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逮捕。五天后，押赴波兰开释。但她从此遭到全世界共产党机关报的围剿与抵制，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解禁。
另一位被驱逐的吴广惠，则没没无闻，不知去向。估计也是「礼送」，或者被「劝退」。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劝退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看起来，她当年要是一咬牙，坚持留在了延安，很可能中国历史又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贺子珍的驱逐，更是与她吃醋的对象不同。如一般夫妻间吵架时，「滚，你们都给我滚﹗」之类的气话大概也说过，然而你到底滚不滚，仍是自己拿主意。及至真下决心要「滚给你看看」，毛泽东又会有些不忍。毕竟在一起生活了近十年，生了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将在分手之后诞生﹔毕竟一道出生入死，互相知冷知热。「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据一些回忆录回忆，毛泽东当时还这样慰留贺子珍﹕
「子珍，我这个人不爱流泪，但过去曾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听到穷苦百姓的哭声，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人要离开我，或是牺牲了，我难过流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伤难过，我掉了泪，难道现在你还要让我流泪吗﹖我现在的情况，同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叫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段话不可谓不情深意长，听起来和看上去也都不像是后人的刻意编造。然而贺子珍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让你毛泽东「流泪」，让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孤寂，惆怅，后悔，无尽的怀念，等等。何况两个「骚货」已先行遭到驱逐，危险不复存在，正可以走得义无反顾。贺子珍文化不高，来不及弄通历史唯物主义，她不知道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没有达尔文便会有赫胥黎，没有普列汉诺夫便会有列宁，没有吴广惠便会有蓝苹。
*江青和「约法三章」
于是轮到蓝苹﹙江青﹚进场。
有什么理由在这件事上指摘江青﹖因为她结过几次婚﹖因为她勾引「有妇之夫」﹖因为她后来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她结过几次婚，毛泽东都不在乎，又关别人什么事。「勾引」一说也站不住脚。其时江青刚二十四岁，再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也只有二十四岁，比毛泽东小了整整二十一岁。以毛泽东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才能学识，岂是她江青一「勾引」就上了其当的。至于她后来当旗手，更不能说明是当初的罪过。何况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换一个别的女人，也照样会去当这个旗手的。所以京夫子在书中，称她是「可叹可怜的女星蓝苹」。
江青无疑比贺子珍有眼力多了，她的处境却也要比贺子珍险峻得多。延安的情报部门去「白区」查她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作出决议，极为苛刻地认可他们的结合--
一、江青不可称为毛泽东夫人﹔
二、江青只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同志，不参与党内政治活动﹔
三、下不为例。党内其它同志不能沿用此例。
另据记载，此约法三章较为准确和详细记载应该是--
一、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这份决议，实际上是把江青的身份限定为「妾」。毛泽东与江青都在协约上签了字，这是没有办法的妥协。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当时党内的地位，既无人可比，又并不是太稳定。他可以纳妾，而「今后谁也无权提出类似的要求」﹔但这个妾的地位又简直跟通房丫头差不多，不准这不准那，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公正地说，也的确够难为江青的了。
*冯姑娘与孙维世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冯凤鸣。冯姑娘原是一位南洋富商的千金，回广东投身抗日，曾参加中共东江抗日纵队，后保送到延安，在延安平剧院做演员，与郭兰英、孙维世、张醒芳并称「四大美女」。从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起码其中最有名的郭兰英就不能算作「美女」。不过在当时都算。毛泽东看她演出，嘴里不住地称赞﹕小冯，小冯，强过郭兰英......兰英演什么都是一个样子，劲头十足......凤鸣却是演什么就像什么......江青看在眼里，明在肚里，为了讨好毛泽东，竟伙同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大姐」，将冯姑娘骗到毛的窑洞吃霄夜，让毛把她给占了。冯凤鸣是个血性姑娘，此后不久便从延安消失了踪迹。
若江青果然使出如此手段，那就不止是恶劣卑鄙，而且还太过阴险了。却似乎不大合乎常情。要说毛自己做的好事被江青撞见，江顾全大局隐忍不发，尚有可能，已经是极为难得和令人难以相信的了。尤其在那样一种「妾身未明」、地位不稳的情况下，即使再工于心计的女人，也不会蠢到主动去引狼入室的。
接下来，「四大美女」的另一位孙维世，也被毛泽东占了。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也曾在延安平剧院当演员，后赴莫斯科专修俄语。一九四九年学成回国，已是一个二十多岁、人见人爱的「大美人」。这年十二月，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孙维世临时充当专列上毛的俄语教员。一天「晚上，孙维世于昏昏糊糊之中，以纯真的处子之身，伺奉了﹄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竟玩世不恭，说三大战役，同登仙境。」这一回，江青不依不饶，找上周恩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由周恩来出面将孙维世嫁给了戏剧家金山了事。金山在三十年代，也曾与江青有过枕席之欢，这一来正好扯平。文革中，孙维世死于北京的一座监狱，浑身剥得一丝不挂，牢房里只有一堆干草。
*孙维世叫父亲太沉重﹖
孙维世确实是死于文革中的迫害。享有「保护了一大批老同志和文艺工作者」盛望的周恩来，竟然未能出面保住自己这位养女的性命，诚属怪事。可想其中一定有隐情。京夫子认为，毛泽东事后，倒是认真考虑过以孙维世取代江青的问题，一如当年江青取代贺子珍的故事。巧的是，江青一九五○年也到了莫斯科治病。然而这一次，江青是以堂堂邻邦大国的「第一夫人」的身份去治病的，住的高级病房，由最好的医生进行诊治。不似苦命的贺子珍，直落得个关进疯人院的悲惨境地。做皇帝不比做「山大王」。「山大王」什么都可以乱来，只要众人能服你的本事﹔做皇帝也不怕乱，惟名分和体统不能乱。如果毛泽东真的考虑过孙维世，他总应该知道，这是怎样麻烦的一道难题。
毛泽东与孙维世到底发生过什么关系，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只能凭借《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提供的材料，进行猜测。但这些材料有明显的破绽。如孙维世死的时候「年仅三十几岁」，这是文革中的事，具体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就算她卅九岁，那么一九四九年为毛泽东所幸之时也才二十岁，她怎么可能在延安时代，十五、六岁以前，就与郭兰英、冯凤鸣、张醒芳并称「四大美女」﹖显然，京夫子连基本的事实都没弄清楚。孙维世比江青小七岁，出生于一九二一年，其父孙炳文是中共的烈士。孙维世与江青的「梁子」，是从江青刚到延安不久结下的。那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参加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话剧《被蹂躏的人》，只演了一个小角色，还很不成功。而女主角正是孙维世。据观众说，「这个漂亮姑娘美极了」。当然这一评价，可能只是当时延安流行的审美情趣。孙年方十七，少女纯真，又是周副主席的养女、烈士后代，当然比来自十里洋场、历经爱情坎坷的少妇江青要亮丽抢眼得多。而江作为昔日的明星，居然败在这样一个小丫头手下，而且原因多少与人们的势利眼相关，耿耿于怀也是可以理解。她后来下毒手致孙维世于死地，实则是报当年「待遇不公」之仇，而非吃她被毛临幸之醋。
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疗臂伤，孙维世同行，到莫斯科读书。一九四五年学成回到延安。后来成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导演。一九四九年毛赴苏联时，首席俄语译员是二十年代末期赴苏联留学的师哲，他曾娶一俄国女子为妻，生有两名子女，后独自回国。孙维世是第二译员，时年廿八岁。被迫害致死时四十七岁。
据李志绥认为，孙维世不可能与毛有那种关系。语气肯定，但没有说明「为什么」。李进入毛泽东的生活，比孙维世要晚好些年，却以知情者身份作如此断言。到底有无关系，读者只得有待更有力的证据出现，才能作出判断了。
*江青前夫俞启威的「妹妹」俞珊
这里要插叙一位京夫子未叙及的女人，那就是江青前夫俞启威的妹妹俞珊。据美国记者沙兹伯里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新皇朝》中文版一书中称，「传说，俞启威认为他的前妻不足以匹配新中国的统治者，故意安排俞珊接近毛泽东。俞珊文化水平高、聪明、迷人，样样胜过江青，但，这仅是传闻。」沙兹伯里启发读者，中共官方称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从香山迁入中南海，实则从三月二十五日直至十一月，他都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其间，江青被送往苏联养病，「毛泽东此时是否金屋藏娇，与俞珊在香山鬼混呢﹖似乎颇有可能。」﹙八三页﹚
幸好沙兹伯里一再申明这只是传闻，因这传闻与事实有出入。俞珊是俞启威的姐姐而非妹妹。英文的姐姐妹妹不分，中译者想当然地译成了妹妹，以取其年轻。也有可能沙兹伯里在采访时，就没有搞清楚俞氏姐弟的长幼关系，为了使传闻的色彩更艳，正好利用英文的语焉不详，把姐姐变成了妹妹。
俞启威的英文名字是大卫，曾化名黄敬从事地下工作。他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也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二人相识，还是姐姐俞珊作的介绍。这之前，江青与她的第一任丈夫费某分手，想进青岛大学念书，去找教务长赵太侔，没谈成，又想方设法去找赵的妻子俞珊。俞珊为她的精神所感动，通过丈夫为她在大学图书馆谋了个填发借书证的差，又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弟弟俞启威。不久二人同居结婚。两年后俞启威被捕，又是俞珊去向在国民党政府任高官的叔父俞大维求救，才得以获释。俞启威与江青，也从此各奔东西。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俞启威时任张家口市市长。「传闻」正是这时将俞珊引见给毛，以为邀宠。
问题是，俞珊虽出身名门，「文化水平高、聪明、迷人」，毕竟「俞」娘半老，年已四十上下，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江青的威胁。即使毛泽东「颇有可能」与之在香山鬼混，也只是偶尔临幸，不可能阳春三月直「混」到秋风萧瑟。谁都知道，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午，毛泽东率中共大员们从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讲过一句很豪放的话﹕「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沙兹伯里的书中也有记载。他怎么可能一下就把它拋之脑后，撂下尚未扫清的全国战场，正待组建的中央政权，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去鬼混一个这样的女人，以致乐不思蜀呢﹖
*与儿媳的一段公案
我们再接着看京夫子的叙述。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建国甫一年的中共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泽东廿九岁的长子岸英被任命为师政委。岸英原只是中央机关的一名普通青年干部，以太子身份，越过班、排、连、营、团，坐直升飞机一步登上正师级军阶。临行前，毛泽东为儿子办了婚事。儿媳姓刘，才十七岁，尚未达到中共的法定结婚年龄。岸英战死沙场，毛泽东深感悲伤，儿媳亦痛失丈夫，经常扑到「爸爸」怀里要岸英。这举动颇令江青忌恨，于是采取防范性措施，吊销了她的中南海出入证。毛泽东知道后，另安排了一张出入证，并嘱她今后直接来见他，不要再去找江青。一九五三年九月的一天，他们又搂在一起想念亲人，相对垂泪「很久」。「儿媳或许已经早就产生了错觉，自己搂抱着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丈夫，男人。......」伟大领袖」自然也完成了人性的思辩，由爱子，转而爱儿媳，需要儿媳。」不料，「恰在这时，江青一头撞了进来，见了他们的模样，顿时打破了醋罐子，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的，什么难听脏话，都骂了出来。」这次「扒灰」受挫，导致了毛泽东心情极坏，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破口大骂他的老朋友梁漱溟。
事实上，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而非一年后的「临行前」。其时刘思齐二十岁，毛岸英廿七岁﹙死于战场廿八岁﹚，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毛岸英赴朝参战，也不是被「直接派往火线」的师政委，而是在彭德怀的志愿军总司令部作战部任机要参谋。他也并不是坐的「直升飞机」，在苏联留学时，曾投身军旅参加「卫国战争」，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列宁军政学校，获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党代表。这样的资历，担任机要参谋，即使是正师级军阶，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月以后，美机轰炸安平北道大榆洞志愿军总部，躲避未及而身亡。他的死给毛泽东带来的丧子之痛，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耿耿于怀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与会者皆闻之色变。彭德怀后来被批斗得那样惨，很难说与当年没保护好毛的长子无关。彭是个出名的耿直人，虽说救过毛的命，但提到「一个儿子打死了」的事，竟仍然心中愧怍，老实低头认了罪。
这可以说是个人恩怨影响政治的一例。至于「扒灰」受挫，才将满肚子的无名火撒在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身上，则只能说完全是一种猜测。
*两位青岛佳丽的小说故事
京夫子接着讲了两位青岛佳丽的故事。一九五六年夏季，青岛歌舞剧团有两位年方二十、俏丽迷人的女演员，一个叫大玢，一个叫小芳，先后由组织上安排，去接受一次「光荣的政治任务」，即获选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
经过一番七弯八拐，又是洗浴、又是验身、又是梳妆打扮的折腾，被送进了毛泽东在青岛行宫的密室，让她们替毛泽东洗澡。大玢因为害怕，错过了为毛服务的机会，被出浴之后的毛打发送了回去。虽有司机语重心长的告诫，「今晚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是忍不住讲给了同室的好友小芳听。小芳为之错过好时机顿足叹息﹕「你傻，你真傻﹗......你差点就跟了毛主席去北京，叫做进宫呀﹗」第二天，小芳也被接走，她比大玢有出息，再也没有回来。大玢也在这一天被送到遥远的东北边境，在小兴安岭当了一名伐木工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却跟采伐场一个又一个的单身汉睡过觉。直到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已经四十二岁、变得又老又丑的大玢才「落实政策」返回青岛。条件是，她必须忘记这一切。至于小芳，则不知所终。
这一段故事结构完整，人物性格也很鲜明，就像一个短篇小说。在中国，即使一般百姓的生活中，发生像短篇小说乃至像长篇传奇的故事，悲欢离合，生死浮沉，命运无常和大起大落，是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的。我们也不怀疑，毛泽东走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各地那些逢君之恶的党官们，会怎样苦心积虑地营构淫巢以邀宠。但这个故事似乎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不对，那就是毛泽东不喜欢「哗哗地放水」洗澡。据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毛泽东从来不洗澡﹙游泳除外﹚，尤其不在跟女子做爱前洗澡。李医生曾劝毛洗干净下身，以免不洁性交，于女方不利。毛竟说﹕「没有那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反对李志绥「诬词」的另一些毛的工作人员，也只说毛不是「不讲卫生」，他虽不洗澡，却经常擦澡。
据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毛的卫士长李银桥的记忆，毛泽东洗澡习惯的改变恰好是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以前，毛泽东洗盆塘。以后，由于年龄大了，血管硬化，怕在热水里泡出事故，改为擦澡。」如果李银桥的记忆没错，那么大玢和小芳赶在毛泽东改变洗澡习惯之前经历那番情节，还是有可能的了。只是，京夫子写得太像一段小说传奇，一点让人信服的根据也没有。
*毛喜欢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女孩
毛泽东好象特别喜欢女演员。吴广惠，江青，冯凤鸣，孙维世，俞珊，大玢和小芳，都是女演员。一九五三年韩战结束，援朝志愿军陆续回国，由一帮漂亮姑娘组成的「志愿军歌舞团」回北京后，竟直接隶属于中央服务局，改名「中南海歌舞团」，主要任务就是陪「中央首长」跳舞。毛泽东当然是主角。许多女孩子跑到老首长彭德怀家里，哭诉遭受的凌辱。彭德怀大怒，责问毛﹕「主席，这些孩子都是从朝鲜前线下来的，都是我的部下，你要留作后宫吗﹖共产党也兴这个吗﹖」随后，他下令撤销「中南海歌舞团」，为她们另行安排了工作。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到了上海，住西郊宾馆一号院。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安排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跟毛泽东幽会。先是一道吃霄夜，吃完霄夜一道游泳。一号院是上海专为毛泽东修的行宫，内有一座三十米长的室内游泳池，绿波荡漾，清澈见底。毛与上官游了一会儿，手拉手，在水中你一句我一句对起了唐诗。对到后来，就在池中水浅处成了好事。京夫子在这里有几段的细节描写，读来颇似香港色情杂志《龙虎豹》上抄得的文字﹕
「主席......轻些，轻些，侬真雄伟啦......妈呀，阿拉站不住啦......」
照京夫子所说，这个上官云珠，是使江青得以「破雾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一封情书被江青截获，拿到毛泽东面前要求「私了」，终于获毛应允以正式的夫人身份现身于中国的政治舞台，随同接见外国元首，又被委以文艺界的「钦差大臣」，主持京剧革命。于是「从今后，有分教﹕剧场舞台风起云涌，文人墨客鬼哭狼嚎﹗」
第二年，毛泽东又到上海，与上官云珠重会。每次上官都要拋下女儿，跟毛住上好几天。一九六五年，她甚至被毛泽东带进中南海，公开同居，又随毛乘专列回上海。此后再没有见过毛泽东的面。一九六六秋天，她被江青下令逮捕，后死于狱中。
毛泽东的女人们众多，上官云珠看来要算是重要的一位，但没有任何有关毛的「起居注」或回忆录可以支持这一说法。李志绥干脆认为，上官云珠的事根本不可能。李志绥也曾私下对「某些」写毛泽东与女人的书表示不满，认为那些文艺界的名女人遭受的不公待遇与人生苦难够多的了，不能再这样不负责任捕风捉影。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地提到﹕
「上海会议期间，......柯庆施替毛引见了许多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和歌唱家。但这些女人年龄太大，见识广阔。毛喜欢的是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年轻女孩。」
其后被京夫子详细写到的女人，还有庐山服务局的会弹琵琶的服务员白玉莲，杭州西湖别墅擅长按摩的保健护士杨丽清，等等。她们都各占了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却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作者在序言中提及的，那最后一位「名女人」，--杂技之花夏菊丽。
这本书的女主角，的确是从专列服务员，一直干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张毓凤﹚。这个人物在毛泽东的晚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毛泽东死后，她还在一些与毛有关的仪式中出现。
从文革中过来的中国人，都记得她那总是伴随和搀扶毛泽东出现在公开场合的身影，她那说不上秀美却总算端正的容貌，--有点像京剧样板戏《海港》里的女主角方海珍﹖她的故事也在中国的平民百姓中流传甚广。对那些传说，那些逸闻轶事，她始终是默默无言。毛泽东死的时候，她才卅七岁。

她有一天会开口向我们讲述一个真正的毛泽东吗，就像「白头宫女说玄宗」﹖

y第三章：李志绥回忆录与《历史的真实》(1)
与新闻媒体的过分强调和一些读者想象的不一样，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并没有花多得不得了的篇幅去渲染毛泽东和那些女人们的性事。但他也没有回避这个内容，没有像其它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事们公开发表的记述那样，把毛描绘成一个感情纯朴、道德崇高的人民领袖。李志绥在自序中写道﹕「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全书九十余章节，写到毛泽东跟女人的关系的，实际只有四十四和四十五两个章节，前后不过十三页。而第四十五章还是以写「专列窃听事件」为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人员奉命在专列上安设窃听装置，秘密为毛泽东录音，以尽可能保存其语录和思想，作为党的珍贵财产，却无意中录到毛与一名女友在床上的对话，还不小心给捅了出来。
*专列窃听事件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春节过后不久，毛的专列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长沙机场应在大托铺--本书作者﹚，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王延春数人应召来到毛的隔壁车厢等候晋见，「很久」毛才出现。会谈开始，李志绥、幼儿老师﹙毛的女友﹚、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录音员刘凑过来，对着幼儿教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么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他﹕「还听到什么﹖」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教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此事一经发现，当然得到果断处理，所有录音装置立即撤除，涉案人员坦白交代后被调离。毛泽东的心里，也由此埋下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对他的「中央」，对他的越来越与他疏远的党内同志们的深深疑惧。更使他震动的是，他被窃听监视了几年，身边竟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的人，最后让他知道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看来除了「女友」，没有谁真正靠得住。
「窃听录音」事件不是李书首先披露出来的。在文革期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被揪出来时，罪名之一便是「窃听和监视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活动」。据一些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对于录音机有一种天生的厌恶与恐惧，一发现身边有这种东西在转动，便坐立不安乃至大发雷霆。想来是在长沙那次，让他彻底失去了安全感。
*分不清对领袖的爱和男女相爱
毛泽东有许多「女友」，要一一数清是不可能的，连他自己恐怕都办不到。所以可叫做「无数」。中南海春藕斋舞厅旁专门为毛修了一间「休息室」，放了床铺。舞会时常见毛泽东乘着舞兴正酣，拉一位女孩子进去，呆在里面少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这些伴舞的女孩子，都是从各军兵种政治部文工团选来的女演员。另外在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也有一些「女友」。
李志绥没有公开这些「女友」的姓名，应是出于一番好意。但他写出了她们当时的心态和种种行状。她们多半出身贫苦，年纪极轻，十多岁到二十出头，文化程度也不高，对毛泽东抱着感恩和异常崇拜的感情，并以与毛有这种「特殊关系」为荣。但毛分不清，她们到底是喜欢他这个男人还是敬爱他这个领袖。一位女友一次笑嘻嘻地跟李志绥说﹕「主席这个人真有意思，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他认为这是一回事。你看滑稽不滑稽﹖」另一次，一个女孩子更毫无遮掩地告诉他﹕「主席可真是个伟大人物。他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样样都伟大」，在这里显然是特指他的一样特别伟大，即超凡的性能力。一位老人，食寝无度，荒淫无度，忙着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搞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提出一个接一个的设想计划，还具有能使一帮女孩子们感到「陶醉」的伟大的性能力，真教人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深信「采阴补阳」的道家学说，并身体力行。这也成了他性放纵的借口。在他六十七岁时，阳萎完全消失。*「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李志绥讲了三个小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上海，毛泽东及随行服务的「一组」住在锦江饭店南楼，毛与一位女机要员住第十二楼。凌晨四点，一名新来的卫士到毛房间倒茶，不料一个女人光着身子从床上掉了下来，把这名卫士吓得赶紧跑到八楼找李志绥。后来才知道，是毛与这位女机要员吵翻了。她有个男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这次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作为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非常生气，将她踢到床下。他俩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
毛把汪东兴叫进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汪进退两难﹕「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们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最后汪想了个折衷办法，批评她不尊重主席，让她作了自我批评了结。
这位女机要员是湖南人，毛的同乡，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毛泽东曾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中国老百性耳熟能详的这首《七绝》，原来是这样产生的，真是哭笑不得。那位照片上的「女民兵」，文化革命期间曾广为刊印。平心而论，毛的这位女友飒爽有余，而风韵不足。毛泽东确实是喜欢那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人。所以江青偏要骑马驰骋，贺子珍惯使双枪。杨开慧没赶上参加红军，不然以她投身革命的积极和刚烈，一定也是骑马打仗的好手。这位女机要员化装成「女民兵」，倒不一定是投毛所好，她天生就有几分女民兵的性格，以致竟敢指责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煞是憨勇可爱。
据说江青见了《题照》，不依不饶，一定也要毛泽东为她同样题诗一首。于是就有了另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题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李进」同志是江青同志的笔名。文革以后，不少人把这首诗加进浓厚的性意识，逐句新解。现在想想，倒是解得有些妙。
《为女民兵题照》是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事，《题仙人洞照》是同年九月的事。这年的十二月，毛泽东又作了一首词《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词前有一则小序﹕「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据说陆游的这首词，是毛泽东一位女友抄来给他看的，以表达排遣心中的失意与不平﹕「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这才有毛对她的劝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题仙人洞照》和《咏梅》，后来都被称为反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光辉诗篇，表现了革命领袖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我们接着看李志绥讲的第二个故事。
*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
第二个故事是一位文工团员，她是江青在外地时第一个整晚待在毛房内伺候他的女人。不但自己奉献，还把姐姐嫂嫂们都介绍给毛，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在无锡太湖的梅园请那位文工团员、她二姐和二姐夫一起吃饭。饭后毛叫二姐夫回家，让二姐住了三晚。二姐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期间毛把曾希圣和柯庆施叫来，讨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
汪东兴愤愤地评议﹕「竟然还有这样﹃忘八式」的男人。」接着又讥笑，「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
第三个故事是那位女文工团员有滴虫病﹙在团内，舞蹈服装是混穿混用的，极易互相感染﹚，使毛成为滴虫携带者，又传给他的众多女友。李志绥一面用西方进口的最好的药给她们治，一面劝毛也接受治疗。毛不以为然﹕「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哪﹗」李说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不好说明。毛笑了笑﹕「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办不了事情了。」李再劝他将局部清洗干净。毛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
这三个故事，女主角只有两人。加上窃听事件，一共三个女主角。李志绥对这三个女人显然都没有特别的反感，基本上可排除「曾有嫌隙、藉写书之机报复」的因素。只是照实记录。为了她们好做人，连名字都没透露。相反，他跟毛泽东名气最大、历时最久的女人张玉凤一直相处得不好，却没有在张与毛的性事上大做文章。
李志绥写这三个女友的故事，都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在场证人，那就是汪东兴。有意还是无意，只有李志绥自己知道了。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干得最久、官位也最高的家臣，曾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手握中央警卫团的兵符。民间称他为「大内总管」，相当于清末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慈禧太后固然不是东西，而印象中李莲英更坏。似乎主子干的一箩筐臭事，他得担当大半箩筐的责任。但李志绥的回忆录使人们觉得，汪东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坏，甚至还有些可爱。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尤其在毛泽东干了一些让人不尴不尬、左右为难的事之后，汪私下的议论往往能一语中的，令人忍俊。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李志绥让汪出场，或选择有汪在场的这几个小故事，一定是基于对汪的认知和信任，相信他不会在这样知情的事实面前站出来说「不」。
*汪东兴公开站出来驳斥李志绥
然而李志绥估计错了。第一个以「知情人」身分公开站出来驳斥李志绥的，恰恰是汪东兴。
一九九五年八月五日，在李志绥去世近半年之后，美国华文报纸《侨报》「转载」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我们对李志绥及其「回忆录」的看法》。
由知情人驳斥知情人，本来是极有好戏可看的，何况中心议题又是如此伟大、如此深远地影响过我们这些「看客」命运的一个人物，--谁不感兴趣﹖但看完汪东兴等人的「看法」，不禁失望。
一是公开信没有具体地指出李志绥写的哪一条关于毛泽东的回忆与事实不符，通篇只说李志绥本人不是东西。二是公开信的签名多达一百三十五人，其中毛泽东身边的旧工作人员只有三十几人，其余不是只数面见过毛，便是干脆跟毛没有一点关系，八竿子都打不着。这就大大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削弱了其作为「知情人」的公信力。仿佛要告诉读者，他们不是在「驳伪」，而只是在显示捍卫毛的阵容怎样人多势众。
倒是在李志绥去世后的第四天，即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由「非知情人」花俊雄等人撰写，先后发表于美国《亚美时报》、台湾《海峡评论》和香港《文汇报》的一封《关于〈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公开信》，虽然也对李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却比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要讲道理得多，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道理，至少不是一味地谩骂。这封信的签名阵容也够庞大，一共九十一人，多为旅美华人和台湾的作家教授。发起人花俊雄，就是一位在美国纽约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台湾人，自称是「严格民族主义者」。在纽约那样一个派系和观念错综复杂的华人社会中，花俊雄长期被认为是坚定的「拥共派」。
第三波批李的文字，是由林克、徐涛和吴旭君合写的《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一书。全书分三部分，一是林克写的《李志绥其人其事》﹔二是徐涛、吴旭君写的《还毛泽东真貌》﹔三是《附录》，收林、徐、吴三人先前所写、与李志绥无关的四篇回忆毛的文章。当然，第一部分也还了一点「毛泽东的真貌」，三章中有一章专门谈关于毛泽东政治回忆中的《谎言与真实》﹔而第二部分也写了不少「李志绥的其人其事」，严格地说，比例比第一部分还大。我们看看第二部分的内容﹕一、李志绥有什么特殊身份﹖二、李志绥和毛泽东究竟是什么关系﹖三、李志绥是一个怎样的保健医生﹖四、从李志绥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看李志绥的人格﹔五、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在哪里﹖六、我们眼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七、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事的情节编造。想来「毛泽东的真貌」本就大量的见诸于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书刊报章，为人们所熟悉，故此书将重点完全放在「李志绥其人其事」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李志绥外号叫「狐狸」
否定一本回忆录，最好的办法就是否定它的作者。所以作者的身份问题，就成了这场讨论的焦点。
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指李志绥「是一个说谎从不脸红的人」，外号叫「狐狸」。例如他在书中将自己的出生年份都搞错，「由属猴变成属羊」﹔又让自己「提早两年」当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还谎称做过「中南海的门诊部主任」，谎称当选为「特等模范」，谎称「教毛泽东的英文」，谎称自己是毛泽东病危时的「抢救组长」﹔还竟敢说是他「将尼克松领进门」，等等。
李志绥外号叫「狐狸」，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他不是「狐狸」，怎么能在毛泽东身边待那么长时间﹖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狐狸在老虎面前，可能不免有点「狐假虎威」，更多的却必须以其高度的机敏保全自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李志绥自己就举了一个说谎而且「不脸红」的例子。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得了肺炎，周恩来派了三个医生诊治。诊断结果令毛大为光火，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按林彪的指挥治病，连发了两天脾气。汪东兴只好叫被毛泽东派到农村去锻炼的李志绥，从黑龙江赶回北京给毛治病。李志绥拿起片子一看，是肺炎的影像。但他告诉毛，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毛泽东一脸的焦虑立刻放松了，用双拳猛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你再拿片子去看这三位大夫，看他们怎么说。这三位太可笑，一个只管检查，不说话。一个只是说话，不检查。另一个带个大口罩，既不检查，又不说话。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针，看死得了死不了。」
对付这样一个病人，你能说什么好﹖只好说谎又不脸红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讨论辩证法时，曾举过一个医生对病人说谎的例子，以证明说谎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病人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或者被娇宠、任性得如同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或者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或者一时胡涂、固执，自以为医术比医生还高明，而你又必须替他治病，希望他早日康复，你拿他怎么办﹖于是「狐狸」对「老虎」说﹕您是对的，我给您打一针肺炎的药，治您这「急性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
「一个说谎从来不脸红的人」，与「一个从来就说谎而且不脸红的人」是不同的。前者可能只是偶尔说谎，在某种特定情景下说谎﹔后者却老是说谎，习惯于说谎，事事都要骗人。李志绥被指认为前者，也就是说，他并非事事都讲假话，只不过一旦讲起来扪心无愧或足够老练，以至于像「狐狸」一样从来不脸红罢了。试问谁没讲过这样的假话，没说过这样的谎呢﹖汪东兴本人不也说过谎吗﹖他指挥中央警卫团去逮捕被警卫的中央首长「四人帮」，不会「说谎不脸红」，哪成﹖
李志绥说过谎，而且「从来不脸红」，不能说明他的话就一定不可信，他的回忆录就一定是谎言录。即使他「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搞错」﹙搞没搞错有待细察﹚，把当保健医生的时间「提早了两年」﹙提没提早尚可讨论﹚，谎称自己做过「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特等模范」﹙做没做过还得追查﹚，......又有什么要紧呢﹖一个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愈二十年的人，干嘛还嫌年份不够，硬要再虚报两年﹖干嘛还计较自己评过什么劳什子模范，做过门诊部主任﹖干嘛嫌属猴不好，硬要去属羊﹖
*《历史的真实》也钻了同一个死胡同
《历史的真实》也钻了同一个死胡同，试图在这些小事情上一一打倒李志绥，从而推翻他所有的关于毛泽东的回忆。我们只好也提起兴致，看看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在「提早两年」做毛的保健医生问题上，有李志绥亲笔写在毛泽东病历上的一段工作记录﹙原件照相制版﹚作为铁证--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今日由黄树则局长交代，今后主席保健工作由我负责。卞志强大夫已将工作及病历交代。李志绥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自李志绥亲笔写下这段工作记录的那天，即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起，他正式接管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但这并不能说明，在这之前，他就一定不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更不能说明没给毛看过病。给毛泽东看过病的医生很多。
李志绥的回忆录也多次提到，他自己任保健医生期间，经常请别的医生为毛治病。保健医生的主要职责是保健，「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遇到疑难重症当然不免另请高明。自称从一九五三年秋至一九五七年五月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徐涛，一九五○年二十五岁才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其临床经验及医术水平可想而知。而李志绥拥有双学历，一九四五年获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的文凭﹙协和是「解放前」中国最好的两所医学院之一，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誉﹚，还是医学博士﹙见李氏回忆录封面折页「作者简介」﹚。相较之下，年长六岁，学历较高，从医经验远比徐涛丰富的李志绥被请来给毛看病，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毛泽东身边用人，如果觉得他顺手称职，多会长期使用。如汪东兴、田家英、李银桥、李志绥、张玉凤，......都是例证。按徐涛所说，他当保健医生还不满四年，然后又回到原工作单位北京医院，可想毛泽东对他并不十分满意和感觉合适。再看，即使按徐涛的说法，在徐卸职﹙五月﹚到李志绥正式接手﹙六月三日﹚，短短的﹙不到﹖﹚一个月之间，还有一位卞志强大夫。按李志绥及其它一些回忆录中的说法，做过或试做过毛保健医生的，在建政前有傅连暲和陈兵辉，建政后至少还有王鹤滨和周泽昭。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去苏联访问，还带上一位曾在青岛给毛治过病的刘惠民。试过这么多医生，这样频繁地换来换去，显示毛泽东保健医生的选择和正式任命，经过了反复挑选、试用和考量，才最后作出决定，由保健局局长黄树则当面交代，「今后由我负责」。而李志绥一旦接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都没再换过人，更说明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慎重的。李志绥完全可能有一段相当长的试用期和实习期，--不是「实习」当医生，而是「实习」当保健医生，包括与保健对象互相接触、谈话、熟悉了解和适应。
*先干着试试看
李志绥的父亲做过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他本人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又是刚解放时从海外归国的，在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取得信任。参加复兴社的事，毛泽东也知道，还在与李志绥的第一次见面时就主动提出来﹕
「你加入复兴社时，只有十六、七岁吧，那还是孩子嘛，懂什么﹖你已经向领导上讲清楚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尉迟敬尉德。迟敬德归顺的时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说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让尉迟敬德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后来尉迟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劳。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唐太宗，你是尉迟敬德。这只说明，互相之间要以诚相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短时间还不行，要长时间的考验才算数。」显然，李的历史问题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毛泽东才觉得满意和放心，一用用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怎么个考验法﹖按毛泽东的老法子，在相互的接触中，在医疗的实践中，是最好考验的时候。《历史的真实》中林克承认，「一九五六年他曾被临时找去为毛泽东看过病」﹙八页﹚。徐涛和吴旭君的回忆也说，「一九五六年......周泽昭﹙当时北京医院院长，并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在一组主持专家会诊时，根据毛泽东病历的记载，毛的健康情况是由卫士长李银桥和护士长吴旭君介绍的。李志绥临时被找来帮助做过记录，那时他和毛偶尔有过接触。」﹙一二四页﹚这说明，一、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并不是由一名保健医生包干的，徐涛之外，还有周泽昭「主持专家会诊」，李志绥至少在场作过记录，参予了专家会诊并带有试用和实习的性质。二、在这之前李志绥的确接触过毛，给毛看过病，并不是对毛泽东及身边的事「一无所知」。
这种「先干着试试」，干得好再继续﹙正式﹚干下去的事不是没有先例。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李银桥从周恩来身边调去给毛泽东当卫士，李表示「不想去」，汪东兴皱着眉头说﹕「今天你先去，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毛泽东知道了，跟李银桥达成协议，先干半年，「算是借用」。半年一到，又达成协议续了半年，「再借用」。一年之后还要「借」，李银桥自己不愿意走了。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李志绥原就是中南海门诊部医生，为毛泽东看病，可以说是「借用」，也可以说是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后来发现他干得好，--我想至少比徐涛干得要好，不然不会让徐涛这样的「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哪儿来哪儿去，--于是下达正式任命，再一干二十年。从他本人而言，即使是出于虚荣心，把为毛工作的这一段「实习时间」，一并列入他漫长的保健医生工作期计算年限，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在对毛泽东，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的了解上，难道做过不到四年初期保健医生的徐涛，反而比李志绥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吗﹖
李志绥做没做过门诊部主任，当没当选过机关模范，这已经是太不重要的事了。用批评者的话说，李志绥「在这些事情上都要造谣」。可见「这些事情」对于回忆毛泽东无关痛痒，因此他也就犯不着要去撒谎。一个做过毛泽东二十年保健医生的人，做过解放军三○五医院院长﹙军级﹚的人，还会在乎「门诊部主任」和「机关模范」的头衔吗﹖除非这人事事要强，太好出风头表现自己，一点小机会都不放过。但李志绥不大可能，他长期伴君，如果要强好表现，早就被「炒了鱿鱼」。毛泽东是深恨手下的人尤其身边的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这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他问刚调来的卫士李银桥，为什么是「银桥」不是「金桥」﹖李银桥回答﹕「金子太贵了，我叫不起。」「噢，你很有自知之明么﹗」毛泽东于是很高兴，喜欢了他。一留再留，让他一干十五年。﹙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初次会面」的一场戏
「初次会面」一场戏，也是《历史的真实》拿出来嘲笑李志绥说谎的一条。李志绥记载，他与毛初次会面，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在中南海内游泳池进行的。徐涛和吴旭君说﹕「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尚未建好。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琛，他告诉我们﹕﹃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
按说，李志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不应该出现重大的回忆失误的。因为第一面给人的印象最深，何况像这样重要、改变李一生命运的会面，对于他来说实在刻骨铭心，终身难忘。逻辑上说，不论李志绥为毛服务始于哪一年，总有与毛第一次会面的那一场戏，他无须在重要的细节上进行编造，而让读者和对手看出其中的虚假及破绽。李志绥回忆录记叙的这次谈话和会面，给读者的感觉是基本真实的，只是时间和地点与徐、吴二人所忆有所出入。但是徐、吴问过的工程师王爱琛，也只能说出室内游泳池修建完工的「大约」日期，可见他手上也没有一份当时的工程进度表，以作为反驳李说的铁证。完工是秋天，并非这之前就不能使用，不能先进去玩玩。
中南海室外游泳池是一九三三年修建的，没有温水设备，中央机关进驻后，只有夏天才对外﹙中南海工作人员﹚开放。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忽然游泳瘾大发。这年冬天，一连三个月，几乎每天晚上要杨尚昆陪着，微服去当时北京唯一的温水游泳池--清华大学游泳池游泳，直到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建成。这样一种急切的心态，完全可能在室内游泳池大致建成就迫不及待先进去「过瘾」，而无须等待最后完工。由此看来，徐吴的这个空子，也钻得并不理直气壮。
*林克﹕只能由我来教英文
「教毛泽东的英文」一案则较为复杂。第一，教英文可以提供与毛彻夜长谈的机会，这就涉及毛的一些私下的谈话是否真实和有根据，而不仅仅是个虚荣心的问题﹔第二，毛泽东有自己的英文秘书林克，林克也的确兼教过毛泽东的英文。所以大有讨论的余地。《历史的真实》前页提供的第二张照片，就是「一九六○年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同林克读英文」，二人端坐在庭院的藤椅上，一副读英文的模样。我们并不怀疑那张照片一定是在读英文，也相信林克说的「毛交给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教他学英文」。
问题是，林克始终未能证明他的这句话﹕「帮助毛泽东读英文的到底是谁﹖是我，而不是他。」道理很简单，林克只能证明「是我」，却不能证明「而不是他」。谁规定毛泽东只能跟他林克一个人学英文呢﹖徐涛与吴旭君说﹕「李志绥只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偶尔和毛泽东读过几次英文，后来就不读了。」﹙一五三页﹚同一本书谈「历史的真实」，前面说他没有和毛读过英文，后面又说他只和毛偶尔读过几次英文，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
毛泽东终其一生，好学而不倦，虽然英文能力一直好不起来，却一辈子都在孜孜地学习和练习。在长江游泳，见到一个胶卷盒，也要拿过来躺在水面上读盒子上的英文字，借机学习。尼克松访问北京前夕，毛泽东身体已经很虚弱，视力也极差，他也还要加紧补习英文。这些时候，我们到哪里去找林克﹖以毛泽东的性格，怎么会习惯而且有几次能像照片上那样，穿得笔挺，跟伴读者正襟危坐地读英文﹖然而林克是工作秘书，只能这么正襟危坐。从大量发表的「毛泽东给林克的信」也可以看出，毛、林之间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即使是一张便条，有事要办一定言「请」。也就是说，总要讲些客套。李志绥就不一样，他是保健医生，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见面也可以衣着随便，坐卧自如。当毛泽东半夜睡不着，想学点英文时，他自然就是一个比林克更好的读伴。
据吴旭君自己说，毛甚至想找她一起读英文，但她怕胜任不了推掉了。当然吴是这样叙述的，她问毛为什么不找李大夫读英文呢﹖毛说，「我还不太适应，他比较紧张，我觉得不舒服。我看还不如找你来和我一起读好。」吴这样叙述，是想说和毛读英文，李志绥连她都不如。却反而说明，毛泽东老在身边工作人员中拉他的英文读伴，连吴旭君这样「胜任不了」的护士都考虑过，拉上李志绥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毛只是开始「不太适应」，嫌他「比较紧张」而已。随着相处日久，不紧张了，一切自然OK。
*李志绥与林克比水平
李志绥的英文水平，不会输于林克，没有「胜任不了」的问题。林克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到一九五四年为毛工作前，担任过新华社记者、翻译、编辑组长等职。李志绥读的是由加拿大教会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与战时迁到成都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校﹚，教授大多为美国人，所用教材也是英文课本。这种完全以英文教学的方式，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医科大学的医疗系里仍然保留。李志绥能在澳大利亚的海船上行医，其获得的文凭和英文能力显然都为这个英语国家所承认。毛泽东向他请教英文，也真是找对了人。
至于毛泽东是否想过要李志绥当秘书，那就只能说是天知道了。林克所引据的他人﹙包括汪东兴﹚的证言，都否定此说。但因为都不是当事人，只能说「从没听说过」，不能断然下结论。我们也只能从逻辑和常理上进行判断，看它有无「可能性」。按道理医生当秘书，专业不对口。但毛泽东的秘书，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的学历资历和专业对口。毛泽东选择秘书的方式，也往往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无才亦用。贺子珍有什么才﹖她只会打枪，当保镖还差不多，却当了秘书。江青会演戏，戏演到窑洞的炕上，也当了秘书。张玉凤小学毕业，专业是列车服务员，结果当了机要秘书。
当然她们都是女人，有些女人能干的事男人干不了。不过毛泽东选择男秘书也是不计出身的。田家英学历不高，但青年才俊，获用后果然不是一般的人物。李志绥中英文修养皆佳，又有医学专业，见识亦远较一般可选用的中共干部为广，知识结构也不错，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及全套《资治通鉴》。毛泽东起意揽他成为秘书，合情合理。李志绥不愿接受这个建议，也有道理，他与毛的地位虽相差天壤，在工作上毕竟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何苦把它变成纯粹的主人与工具的关系呢。
*李志绥是不是抢救小组组长
作为一名医生，李志绥受过很不错的现代西方医学的教育，也曾有过不小的志向，属意成为神经外科专家。但二十多年保健医生把他给误了。只给一个人看病，这人又是个不好伺候的主，主要是临床经验严重不足，使他成不了一位堪称优秀的医师﹙李志绥的医术，我们还将在下一章的开首有所讨论﹚。这本来也是中外一切专任「御医」的悲剧，无足为怪。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单凭李志绥一个人的力量必然不够，必然得邀请最好的专家会诊。但李志绥绝非不也是一位专家。至少，他在对毛泽东这位特殊病人的生理特点、体质状况、脾性好恶、病源病史的长期追踪和总体了解、把握上，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对医生，尤其对自己不大熟悉的医生，一向存有疑窦与反感，李志绥跟随他那么多年，可说是最能获得他信任的医生，也是病人与专家们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最佳人选。再加上中南海禁苑首席医师兼解放军三○五医院院长的政治身份，即使医道不及临时请来的每一位各科专家，也足以使他的地位在抢救小组中独居其首，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正像没有任何文士、秀才，可以取代晚年毛泽东身边的张玉凤一样。
从这点看来，李志绥担任抢救小组的负责人，应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了。然而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指李志绥谎称抢救小组组长，却无证据可以说明。《历史的真实》也否认李志绥是抢救组长，并说毛泽东临终前已不可能握住李的手问「还有救吗﹖」证据是一页抢救毛泽东医疗记录原件的照片。然而这页医疗记录的头签，却是李志绥任院长的「三○五医院医疗研究组」，恰好说明李的组长头衔不是自诩。按中共的组织原则，谁比院长更有资格担任组长﹖其实徐涛和吴旭君的文中已承认，李志绥是第一次抢救小组组长﹙一六二页﹚﹔但第二次抢救小组没有人记得和听说过任命谁是组长，只知道李志绥负责医务行政方面的事务。毛泽东晚年成立过两次抢救小组，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前，历时一年多﹔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到毛泽东去世，共两年多。
就是说，李志绥确实担任过抢救小组组长，不是「谎称」，那么反过来可以证明汪东兴等人说了谎。第二次即使没正式任命组长，也是医疗抢救小组的总负责人。比方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最高领袖的职务，却是中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后，由李志绥代表医疗抢救小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医疗组提供的「揭发材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达全国，签名次序亦以李志绥为第一。一九五七年离开毛泽东的徐涛，和一九七四年离开毛泽东的吴旭君，对一九七四年以后第二次抢救小组的人事安排，跟我们任何一个普通读者一样，不是直接见证人，不能凭空说「是」，也不能凭空说「不」。
毛泽东临终前的状态，可不可能握住李的手问「还有救吗」﹖据护理记录，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毛在与死神搏斗时表现了超人的毅力。这一天，他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也就是下午十六时三十七分之后，插上了鼻咽管，一直到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去世。这一点，李志绥的回忆录也有写明。《历史的真实》据此认为毛不可能临终前握着李的手说话。然而李志绥并没有说他直接听到毛说话，只有张玉凤对毛「语言」的解读。先是一个内室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李志绥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及至床边，又是张玉凤对他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剎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标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九页﹚
如果李志绥描写属实的话，这应是毛泽东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以毛泽东顽强的生命力，和在逝世当天十一次拿起书本文件前后阅读两个多小时的事实来看，此种表现并无不合情理之处。李志绥身为抢救组负责人，又曾多次向党中央汇报详情，起码也该经得起各方的质疑和推敲。在政治局成员听取汇报时，许世友无端怀疑毛是被人毒死，大吵大闹不休。可见毛弥留之际的每一个细节的描述都不能出错，不能张三如是说，李四又说如是，否则真有可能大祸临头，脱一层皮还得掉脑袋。若有什么异议，也只能由当时在场的张玉凤与内室护士提出来。但她们不像徐涛和吴旭君，她们一直都保持沉默。
*李志绥回忆录的破绽和疏漏
李志绥的回忆录，不是没有破绽、疏漏和错误之处。毕竟往事如烟，人的记忆力总是有限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于一件事的回忆，细节往往比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背景要记得深刻和清晰。为了核实和准确，在一件事情的历史背景的介绍描写上，不可避免地要参照各种文件、材料及他人的回忆文字。这样，也就可能「抄自别人回忆错了的地方」。即使如此，也不能将这本回忆录贬得一无价值。从心理学上说，两人甚至多人将同一件事情错误地记忆成另一件事情，也是很正常的，有什么证据硬说是一方抄了另一方的记忆错误呢。再退一步，「抄」的错是错，「被抄」的错也是错。就算李志绥「抄」了别人﹙比方李银桥﹚「回忆错了的地方」，所以得全盘否定，那别人﹙比方李银桥﹚的回忆是不是也得因这些错而全盘否定﹖
李志绥回忆录中，有一段与别家的回忆明显不同，那就是关于「庐山会见贺子珍」。一般认为，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李的回忆，则是一九六一年的夏天。他认为，一九五九年那次会面是在上海，他不在场。李志绥详细记载了这次毛、贺庐山会面的场景，再加上李与毛的对话，仿佛他是在场的目击者。其实，他并不在场。不光是他不在场，除了毛、贺这两位当事人，谁也不在场。毛、贺之间的对话，都只是报告文学作者们的推测甚至杜撰。较好的情况是，身边工作人员隔墙有耳的偷听。李志绥没有说明，他记录的这段对话的来历，也是照抄，还是亲自偷听，还是从旁打听来的﹖不得而知。当然这一段他故意写得语焉不详。读者细心一点便可发现，他交代自己出场，是贺子珍与毛谈完，由江西省公安厅牛厅长送走后，李志绥才露面﹕「我看得出他很为贺难过。他最后开口，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到。他说﹕﹃老多了，病还是很重。」」然后毛泽东与李志绥一起，讨论了一会儿精神分裂症。﹙三七○页﹚
像这类故弄榈牡胤剑褂胁簧佟１确阶盍钊四岩韵嘈诺摹该蠖峒峥怂伞挂怀　５降桌钪舅缬忻挥姓驹诿趴冢袄椿崽傅拿拦芡衬峥怂傻阃肺⑿Γ缓罅焖呓幕峥褪药t由于此说甚为玄乎，即连许多赞扬李书的人都产生了疑问。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坚信，理由是毛泽东刚经历大病，从昏死中救活，恢复不及一个月，随时可能发生紧急情况，由保健医生随侍在侧，参加整个会见的全过程，应属理所当然。何况李志绥还并未守在现场，而是躲在幕后以应急。到底事实如何，只有待更新的材料披露出来，我们才能一窥真相了。
在病夫治国，尤其这病夫又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的时候，就完全有可能发生一些听起来很玄乎的事情。比如吴旭君撰写的《毛泽东的五步高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一文，就把她自己说成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位关键性人物。从一九七○年十月一日把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向美国放所谓「试探气球」开始，毛泽东似乎每走了一步「高棋」，都要私下里跟她这个小小的保健护士湖吹海聊，让她明白连林彪、周恩来都不知底细的辉煌构想。到了走「第四步高棋」的当口，她更是代表毛直接向外交部传令，收回他临睡前「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成命，终于挽回战机，导致尼克松的来访。据她说，毛泽东第二天醒来后，咯咯地笑出了声地夸她﹕「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历史的真实》三一○页﹚
同样是在毛泽东身边，同样是在尼克松来访这件事上，吴旭君的叙述比李志绥的叙述，听起来似乎更带传奇色彩。
这也就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汪东兴曾一再向李志绥表白，总有一天要扳倒他的仇人江青。在李志绥面前，汪东兴是他的「老板」，共同侍奉毛泽东，共同受过江青的窝囊气，藉用一句样板戏的唱词是﹕「黄连苦胆味难分」。李是汪提名派往毛身边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应算是汪的死党。李绝不至于出卖汪，或走露风声。而且工作人员私下的这种泄忿之语从来就有，谁也不会当真，--连汪东兴自己恐怕都不会当真。因为即使手握禁军兵符，如出师无名，终不免一败。只有当党中央，--不管是那一派的党中央，下定了决心，发出指令，他才可能行动，「一举粉碎四人帮」。当然，他并没有把粉碎四人帮的决定，预先走露给李志绥。以前要扳倒江青，只是他的个人愿望和愤恨，而非党中央的决策。
*回忆录不是「修史」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打包票，说自己的回忆录百分之百的准确。只要是「回忆」，它就不同于原始记录，不可能精确到百分之百。何况原始记录也无法完全地保留真实。一本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是当事人的见证。但见证不等于历史本身，否则我们常说的「历史的见证」，岂不是同义的堆砌，成了「历史的历史」﹖作家王若望称赞李志绥为「中国的第一大史家」，是显然不当的。李志绥不是在「修史」，没有去研究某一段历史，更没有提出任何历史学的新发现、新见解和新观念。他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顶多加上一些个人感受，公诸于众而已。对于其中可能回忆错的地方，或者夸大虚饰之处，进行仔细甄别、比较和分析，正是史家的任务之一。
《马可波罗游记》是一本回忆录，关于它的真伪，连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到没到过中国，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无有定论。希特勒《我的奋斗》也是一本回忆录，它所鼓吹的亚利安人种优越论和国家社会主义观点，早已为今人所不齿。但它们仍然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而且影响过人类的历史本身。
研究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不能不读前者﹔研究纳粹德国的兴亡史，不能不读后者。二战时期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麻，战后作为战犯关在监狱受审时写的回忆录，虽有明显的大量的矫饰虚假之处，也不是没有价值的。至少，它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战争狂人怎样看待他失败的这场战争」这样一个角度。
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用来说明观点立论的正谬、真伪的比例与它的可信程度，并不能最后决定一本回忆录的存在价值。即以关于毛泽东的大量回忆录而论，哪怕是针锋相对的回忆文字，包括李志绥，林克、徐涛、吴旭君，李银桥......的回忆，都有它们的价值。即使这些价值并不相同，更不相等。李志绥的回忆录使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毛泽东，一个不同于以往由共产党官方出版物向我们描绘的毛泽东，一个更多侧面因而更丰满、更真实可信的毛泽东。
以林克等人的《历史的真实》为例，其中大量回忆未尝不是真实的。我不相信那么多人都在编造关于毛泽东的动人的生活细节和故事，我亦不愿对那些细节和故事预先持一种怀疑态度。但我也知道，人的回忆也是有偏差的，这种偏差主要还不是指回忆的准确性，而是指对于大量往事的「取舍」态度。说一些事，不说一些事﹔说一件事的某一部分，不说它的另一部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据一位接近过林克的学者透露，林克曾私下承认，李志绥所言毛与众多女友淫乱一事「都是真的」。这大概可以作为林克其人其书的参考。但也仅仅是参考，因为林克谈论李志绥所言真伪是「私下」而不是公开发表，不足以为凭证。不过，观《历史的真实》全书，没有一处敢于正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究竟淫乱与否﹖其作者在这样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上，采取这样一种公然的回避态度，当然也就很自然地让我们看出了林克等人的胆怯。
一本回忆录，刻意回避的事实越多，其真实性打的折扣就越大。哪怕它讲述的故事无一出自编造，无一不精确无误。因为它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份事先经过作者刻意取舍和裁剪的材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那么多关于毛泽东的回忆，不管是正面赞颂还是负面攻讦，总是很难指出它们的不实之处，却又总感觉其虚假、不可尽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章：毛泽东和他的家臣们(1)
前章谈到，由于长期脱离临床实践，提心吊胆地生活在处处伏险的政治环境之中，无法及时补充和更新专业知识，李志绥的医疗技术也一天天被岁月所消磨，由一位受过良好训练、本来极有前途的医师，逐渐变成了一个庸医。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医术不如人，故一再向毛泽东推荐能人为其治病。及至年老退休，流落异乡撰写回忆录，仍忍不住慨叹自己这一辈子被耽误了。
对于李志绥医术的高低，毛泽东似乎并不为意，因为他本来就对所有的医生持不信任态度。这一态度，最终使他自己付出极大的代价。
*李志绥突然身亡的疑问
举例来说，毛泽东和李志绥都死于大面积心肌梗塞。二月十三日李志绥去世之前几天，已感到不适，胸口隐隐作痛，胃部不舒服。这是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前兆，应该严守静养，但他居然不察，仍到处活动。二月十日，他到康乃迪克大学讲演，打过两个电话回家，他仍说「心脏没事」，「胃仍不舒服，觉得发冷」。这已是很危险了，他却还不明白，还以为是感冒。二月十一日回家，不停地打喷嚏，全身哆嗦，但仍不愿取消第二天安排得满满的活动﹕接受记者采访、中午餐会、晚上赴老友之约。出事的那天，他还拒绝了家人留下来照看，结果家人最后一个离开他不到一小时就去世了。﹙见九五年三月《开放》杂志﹕李二重、李梅口述，邱秀文笔记《永恒的回忆--追念父亲李志绥先生》一文﹚
对李志绥突然身亡不解的人，提出疑问说，李身为「大内」名医，如果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他事先竟会毫无觉察么﹖是的，这个问题就要问李志绥自己了。前面由他的亲人记叙下来的，从发病之初直至身亡的过程，无一不显出心肌梗塞的典型症状，而他居然将自己误诊为感冒，毫无警惕，还到处奔波，加重心脏负荷，又缺乏急救的设备与应防手段，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回想当年，他唯一的病人毛泽东也患的是严重的心脏病，最后也死于心肌梗塞，从他这位对老年心脏病如此生疏、如此掉以轻心的保健医生那里，可望得到怎样的护理与治疗，大概也就不难推测了。
人们只知道毛泽东的「讳疾忌医」，却不知毛也有「从善如流」的一面。毛的晚年身体虚弱，几乎水米不进，但坚持不肯鼻饲。一次，他的贴身护士孟锦云劝他﹕
「主席，你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你好，用了鼻饲管，效果特别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
毛听了劝告，睁开微闭的眼睛，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上鼻饲管，第二天果然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毛很高兴﹕「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郭金荣《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二四八页﹚
一个医学道理，如果能对毛讲清楚，他是不会固执己见的。毕竟，没有几个人真正想跟自己的健康过不去。问题是，像毛这样的病人，位居至尊，又博览群书，多疑好问，从不盲目服从权威和既定章法，很难伺候。李志绥劝他天天刷牙，他反问李﹕「老虎从不刷牙，怎么牙就不坏呢﹖」
*老虎为什么不刷牙
一句话，把李这位医学博士给问住了。几十年以后，李志绥直到撰写回忆录的时候，还没有找到这个怪问题的答案。毛泽东于是坚持像老虎一样，不刷牙。于是我们也就眼看着他的牙从黄到绿，从绿到黑，从密到疏，量变到质变，说话关不住风，稀里哗啦流口水，经常牙龈脓肿，消化不良，营养不济，致使年轻时代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塑造的强健体质溃于一齿......
其实李志绥面对的，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老虎吃的是生食，而人吃的多半是熟食。自然界除了人类，所有的动物都是吃生食，所以都用不着刷牙。火的发明，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给人带来了熟食，使人类能更充分地分解、消化、吸收和利用蛋白质，但也给人类带来了第一种文明病--龋齿，俗称「虫牙」。而且，食物的人工处理也大大破坏和流失了其中的维他命成分，容易引发其它多种文明病，包括口腔溃疡、牙龈发炎之类。这些都是人类在自身的进化过程中，必须和值得付出的代价。既为人类之一员，最好按人的方式生活，每天刷牙，适量补充日常食物所缺乏的各种维他命。这才是真正的「回归自然」之道，而不应去师法狮子老虎一类猛兽，抑或别的什么动物。
一些人认为，李志绥只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是「私人医生」。私人医生是由私人付工资雇请，只为雇主看病的医生。雇主可以随时炒他的鱿鱼，他也可以随时辞工，反炒雇主的鱿鱼。李志绥拿的是国家工资，受党的委派为毛泽东服务，毛并没有也无须付给他一分钱，怎么叫私人医生呢﹖
其实这里只是拐了一个弯。李志绥不直接受雇于毛，但他的「大老板」，仍是毛泽东。在组织上，他从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顶头上司汪东兴，是汪代表组织派他去为毛服务的。而整个的国家系统，包括党中央办公厅，都从属于毛泽东。除非毛懒得过问，否则，一切人员的升迁任免、生杀予夺，他都有决定权。这一从属关系，比以金钱维系的从属关系，显然更具有人身的依附性。
说「私人」有些不好听，也与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主张相悖，却没有办法否认。在五十年代的中南海，服务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的「私人」工作人员，设一组、二组、三组和四组，分别由卫士、服务员、机要员、保健医生、护士、生活秘书、摄影师、厨师、理发师等人组成，由办公厅警卫处管理﹙机要员归机要室管﹚。另外，办公厅属下还有机要室、机要处、政秘室、档案处、机要交通处、行政处等机构。行政处管中南海内房屋维修，车辆配给，以及专供最高层首长菜蔬肉蛋的京郊巨山农场。它虽然与首脑人物的生活﹙食、住、行﹚息息相关，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属于「第二线」服务组。整个办公厅系统里，真正属于「第一线」服务组的部门，除了汪东兴的警卫处，叶子龙的机要室，就是陈伯达、田家英的政秘室了。
这是三个要害部门。它们的负责人都是毛泽东的「私人」，即所谓「自己的人」，汪东兴是毛泽东资格最老的卫士，陈伯达、田家英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秘书，叶子龙比汪东兴跟毛更早。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他们的政治前途都无可限量。叶子龙因获毛不满，被汪东兴出面将他下放农村劳动，后来「窃听录音」事件败露，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返回中南海。田家英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陈伯达也好不了多少，他一度位高权重，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甚至排名在周恩来之前，仅次于毛泽东和林彪，不料在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上鼓吹「天才论」，从第三号位子上一下栽到谷底，成了阶下囚。
*汪东兴﹕哪来的这么大劲﹖
汪东兴应是命运最好的一个。他稳步上升，除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年被放外任四年，一直比较受宠，逐渐掌管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权，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死后又协助华国锋和叶剑英，直接指挥中央警卫团逮捕了四人帮。尽管最后被划为「凡是派」失势下台，仍享有中央委员的待遇，算是得了一个善终。
汪东兴是李志绥笔下的一个重要人物，音容笑貌，十分传神。前面说过，正是读了李志绥的回忆录，我们才对汪东兴这个角色有了几分好感。从人脉上来说，李志绥是汪东兴向毛泽东推荐的，算是汪系的人马。二十余年的工作从属关系，也在李、汪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与信任。正因为这样，他才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顾忌地多次让汪出场，以为一位重要的见证人。虽然在他去世后遭到汪的怒斥，我们却不难发现，汪东兴等人的文革口号式的指责太流于空泛抽象和政治情绪化，反衬出李志绥细致具体和善意待汪的回忆文字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李志绥笔下，汪并不完全是一个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太监总管。这以前，多数老百姓心目中的汪东兴，就是这么个形象。民间曾盛传，他在把张玉凤贡献给毛之前，已然得手「试用」过，觉着好，才推荐给毛。这情节与小道流行的「康生推荐江青」给毛的故事，生动刻画了「推荐者」一鹰一犬的阴险、卑劣和龌龊。李志绥却出面作证，汪在女人问题上毫无把柄让别人抓，跟李志绥一样，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从不到外面胡来。
汪为在毛的私生活方面所提供的种种方便，最为世人所垢病，也最不光彩。但书中汪东兴只是职责使然，并不心甘情愿。对于毛晚年的纵欲，汪东兴私下议论说﹕「他是不是觉着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十一页﹚其口气显然是极为不满的。不要觉得讲两句这样的话无足轻重，考虑一下汪东兴的身份和当时的环境，就知道能这样表达不满已是极为难得的了。李志绥就说不出口，他虽然书中一再表白，自己对毛的淫乱深感厌恶，却始终不敢啧有烦言。
李志绥的儿子李重，在回忆父亲当年对毛的认识时，说李志绥曾这样跟家人讲﹕「有些人﹙暗指毛」政治上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虽然生活不够检点，那也属于小节的问题。」这一番话，很能说明李志绥在「伟大领袖」身边工作，目睹了种种内幕的黑暗之后，怎样力图「从理论上的高度」使自己的内心达到一种平衡。为一个他深感厌恶过的人服务，没有这种平衡，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美国教授黎安友在为李氏回忆录作的前言中说﹕「对邪恶能有某种程度视而不见的人，才能成为暴君生命的守护天使。」
现在来看，当时在同样年代和同样的大环境中，二人又同为毛泽东的家臣，汪东兴的话就比李志绥的话要真实得多和深刻得多。这是否也是汪东兴指李志绥为「狐狸」的一个原因﹖
我们不能过分追究当时人的认识局限。但是从他们各自的言语行为中，可以看到不同人物的不同修养，及性格、品质上的差异。很是有趣。
**叶子龙﹕他用各种办法挤我
主管机要室的叶子龙，为毛泽东办「私事」从来不遗余力，因而第一手的「机要情报」也远比别人掌握得要多。毛的许多女友，就是他手下的女机要员。一九六○年，叶子龙被下放之前颇有失势的预感，经常同李志绥发牢骚﹕
「给他办了这么多年的臭事，弄得这么个下场，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李说﹕「主席对你不错啊，他并没有叫你走。」叶说﹕「屁，他用各种办法挤我，比明白说叫我走还难受得多。」
此后，叶到处去说毛的「桃色新闻」，终于祸从口出。刘少奇知道了，说﹕「这是诬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经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关说才没有执行。﹙三二一页﹚
刘少奇不是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些私生活。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也多次针对毛的私生活「不检点」，作过讨论和决议。而一经叶的口中讲出来，就成了「诬蔑我们党」，罪该拘捕和枪毙了。七年以后，刘少奇自己遭受了比拘捕和枪毙更大的罪，绝望之中，忽然抓了一本薄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手里，幻想能获得「法」的保护。他忘了所谓「宪法」，早已被包括他自己的手在内的许许多多的手破坏殆尽，没有任何效力了。
叶子龙也知道，他为毛泽东办了那么多的「臭事」，并不光彩。但使他愤愤不平的不是办臭事，而是办了臭事还不领他的情，最后竟要用各种办法挤他走。如果你是迫于无奈，倒也罢了，把我挤走正好，我还正不想再帮你办臭事呢，一走落得个真轻快。叶子龙不是，他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事到临头，有「狡兔未死，走狗先烹」的怨恨﹕你老毛这么绝情，弄得我待不下去，我就不再替你遮丑，到处掀你的底。
毛泽东身边显赫的家臣中，叶子龙应算是人品甚为差劲的一个。他的机要室，掌管毛泽东收受的礼品，有些礼品如照相机之类竟被偷拿出去，卖给了委托寄售行，寄售人签名是毫不知情的汪东兴。汪当时兼任公安部副部长，被公安部长罗瑞卿指着鼻子痛骂一顿，一头雾水之后才知道遭人算计。后来汪出面整肃叶子龙，也就表现得果断坚决，不留余地了。
毛泽东曾亲口对李志绥谈到「退居二线」，不再做国家主席，叶子龙、李银桥等人是很不高兴的﹕「我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内发了一个通知，让大家讨论。叶子龙、李银桥他们都不赞成。这些人都不听我的话，我不干国家主席对我身体有好处。这些人想不通，大概是我不做主席，他们就没有油水可捞了。给国家主席当工作人员，脸上更光彩些吧。」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手下人的低层心理，是把握得很准确的。
叶子龙与李银桥，都是为毛泽东办过不少「臭事」的，先后掌控「一组」，直到汪东兴奉命将他们逐出中南海。叶子龙究竟为什么得罪了毛泽东﹖还是因「臭事」。他不但替毛办，还替他自己办，很有「有福同享」的意思。他的行政级别是高级干部的最高一级--七级，不好再高了，再上去就是「高级首长」的级别了。最重要的，他又是毛身边的得意家臣，几乎是见官大三级，油水必然捞得足。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全国都过「苦日子」，连毛泽东都「不吃肉」了，叶子龙在北京照样有一个大吃大喝的圈子。像偷卖毛泽东的相机这一类的事，鬼鬼祟祟，自以为聪明，干得多了总难免有一天会露馅，并激起周围人的反感。李银桥寻机向毛泽东和江青告状，引起江青经常说他「脑满肠肥，饱暖思淫」。终于毛泽东也对他厌恶起来，把他「挤走」。

*卫士长李银桥因小失大
李银桥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利用毛泽东卫士长的身份，跟毛外出各地时，白吃白喝，还随意向地方上要东西，不给钱。为毛的服务也常常「走私」，如偷偷溜出去买专供高干特权阶层的紧俏便宜商品。更严重的是，还染指毛身边的女工作人员。有一次，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到火车上接毛进城开会，毛叫李，李不在。毛下火车时，李刚赶回来。毛当时吼道﹕「李银桥，你一天到晚弄着个女人捣鬼，你是干什么吃的。」﹙三二二页﹚
李银桥的回忆中，当然没有这样的细节。是回避，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只有天知道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记录了李银桥离开毛时的情景。二人相对无言，旋即落泪。李抽泣着说﹕「当初我不愿来，你借我来，现在我不愿走，你又撵我走。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毛流泪叹息﹕「我也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孩子，一年见不上几次面。只有我们是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可亲。可是，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误你的前途。卫士长，地位够高，可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低了......」
「我不嫌低，我不要离开你。」李哭出了声。
毛泽东把他一下揽到怀里，抱紧大哭﹕「银桥，我死以后，你每年到我坟前来......看看。」﹙十四页﹚
主仆一场，朝夕相处凡十五年，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是很感人的。但毛的话里仍有假的成分。卫士长虽只是团级，却并不是没有前途的。他要是真为李的前途着想，就应该留在身边亲手提拔，叶子龙和汪东兴不都是七级的高干吗﹖汪不是离开毛外放江西省当副省长，说话没人听，还是回到毛身边，才慢慢当上党的副主席吗﹖李银桥离开毛时才三十五岁，到退休也不过是个厅局级。以其十一岁参加革命，和曾任毛卫士长的特殊资历，这已是完全没有「前途」可言了。
最煽情的语言，是「每年到我坟前来看看」。弄得跟一个乡下穷困的老大爷似的，怕「身后寂寞」。以李志绥的说法，凡是毛的家臣被扫地出门，都要被找去谈谈话，表示「关心」，甚至「流泪」，表示「舍不得」离开。这样，这位被处理的人自然感恩戴德，虽走犹荣，还常常拿这点向别人夸耀。﹙三二九页﹚
一般来说，毛泽东身边使用的人员水平都不高。至少，不如我们平民百姓想象的高。所谓「水平」，是指文化素养、政治修养、个人涵养和道德教养的程度。叶子龙和李银桥这两个倒霉鬼，是只顾眼前利益，因小失大的典型。他们，包括「一组」其它一些人出格的所作所为，光用「上行下效」是无法解释的。毛泽东也有一些超乎常人的优秀品质，他们怎么不学﹖
*胡乔木笑而不答
毛泽东的秘书班子里，倒是出过几位人物。毛的秘书人数庞大，有政治秘书、机要秘书、英文秘书、工业秘书、农业秘书、生活秘书......等等。地位最高的当然是政治秘书，他们负责整理和编辑毛泽东的文献，直接参与党的方针政策甚至国家法律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完成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之后，一九五三年底由毛指定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起草的。陈因意见不合消极怠工，胡因患眼疾中途退出，田家英最后成了主要起草者。
陈、胡、田三人，都是毛泽东手里的「大秀才」。
胡乔木先前是刘少奇的首席秘书。一九三九年，刘把他作为「礼物」转让给了毛。作为回报，毛也把自己的秘书邓力群送给了刘。邓力群和胡乔木，当时都是中共党内的两大才子，下笔千言而「倚马可待」。胡的文名，似比邓又略胜一筹。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上，经常可见「乔木」的评述文章。其实「乔木」有两个，一是胡乔木﹔一是国际时事观察家、后来中共著名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两人的笔名相同，互相增加了声望。
胡乔木擅长旧体诗词。有一种传言，毛泽东一九四五年赴重庆谈判时发表的《沁园春?雪》，其实是胡乔木作的。这首词一经发表，立刻在各界人士，尤其是文化名流中产生极大的轰动，一时间佳评如潮，和者如云，但皆不及原作恢宏磅石薄。词中弥漫出一股逼人的帝王之气，深深折服了对于共产党持同情或者犹疑立场的左派及中间派分子，甚或一部分持敌对立场的右派分子。也预示了不过四年之后，毛必然取代当时挟抗战胜利之威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而君临天下的政治结局。据说过了四十七年，胡乔木去世前，曾有人问他是否申明一下这首词原著作者的权益，胡笑而不答。
从毛泽东一贯的诗词修养来看，这首《沁园春?雪》由胡乔木代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不过此传言却颇能说明胡的文才。
*陈伯达﹕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
陈伯达也是毛特别看重的一个笔杆子。他擅长理论，延安时代撰写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小册子，是共产党将其对手国民党定性之作，也是中共党员的必读论着。六○年代初，中苏关系决裂，陈伯达又是影响极大的「九评」的执笔者，为中共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圣战立下汗马功劳。文化革命开始，毛泽东授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一个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的特别权力机构，直接听从毛的指挥。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此后陈的地位一再擢拔，直至超越周恩来，而仅次于党主席毛泽东和接班人林彪。但这种快速提升也很快见到结果，一九七○年八月庐山会议，陈伯达的「天才论」遭到毛泽东的痛斥，陈一垮到底，自此从中国政坛消失。
「天才论」的核心是设国家主席，让林彪提早接管毛泽东手上的部分权力。这是陈伯达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他本是靠笔杆子起家的，却不知怎么投向了枪杆子的阵营。陈垮台后，与之在庐山会议上针锋相对的另一伙秀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迅速取代了他的「大学士」地位，成为文革阵营的核心人物，但再也没能领略陈伯达当年的风光。
据多人回忆，陈伯达人品不佳。且不说他在文革期间甘当打手冲锋陷阵，直接参与迫害了许多高层人物，就连平常情况下的为人处世也没有什么好口碑。他恃才兼又恃宠，骄狂专横，他起草的文件别人不能提意见，否则就是「反对我陈伯达」。他爱摆老资格，别人得事事请教他。他又爱发怨气，受到毛批评便发牢骚说﹕「我不行啦，要回家当小学教师啦。」这些其实都是小毛病，大凡有些才能的旧式文人，包括指责陈伯达的别的那些秀才们身上，谁没有这样一些个毛病呢﹖只是陈既被赶出政治舞台，再也没有发言反驳的权利。
陈伯达经常向接近毛泽东的人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以侦测政治风向，好见风使舵，紧跟毛泽东的思想步骤。这一点，常为毛的另一位秘书田家英所瞧不起。照理，像这样摸清主子脾性喜恶、随时准备投其所好，应是典型的家奴作为。而在中共党内，这似乎是比较普遍流行的现象。
*「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
「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柯庆施的接班人张春桥，张春桥的副手姚文元，都是打听毛「最近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的好手。他们是上海帮，把上海经营成了毛泽东藉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地。而其它各省市的党政军负责人，也无不关注毛的这些动向，只不过有的关注得到，有的山高皇帝远难以关注得到罢了。田家英喜欢引一个典，来说明这个现象﹕「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就连最接近毛泽东，一道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亲密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们，也总是找机会揣摩毛的思想动向。揣摩得对，安然无恙﹔揣摩错了，有可能大难临头。
党中央最高决策层作出决议，在毛的身边安设窃听录音装置，被毛指为「搞特务活动」。毛没有说错。窃听录音，讲得好听是为党「保存珍贵的思想财富」，实则是一可以摸清毛的各种意图动向，二可以毛讲过的话作为挡箭牌，避免再吃他出尔反尔的亏，三可以搜集毛的黑材料，以待秋后算帐。不论从目的还是从手段来说，这都属于情报工作，也就是「搞特务活动」。
是毛泽东--当然绝不止是毛泽东--把共产党的整个干部体制变成了他的家臣体制。所以上至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华国锋、邓小平，下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可以说都成了毛的家臣。当然他们名分上还不是家臣，而是朝廷命官，即所谓「朝臣」。朝臣的地位应远非家臣所及，尤其那些重臣、勋臣，那些封疆大吏，位高权重，独当一面或独霸一方，岂是专在御前行走听令的家臣可以比拟。但家臣地位也很特殊，上达天廷，下传旨意，上下之间，微言大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家臣也大有人在。所以常常是，朝臣得反过来对家臣恭敬有加。
一九六一年，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包产到户的调查情况。期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田﹕「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六七页﹚堂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明知毛泽东也在上海不去请示，居然直接向毛的秘书田家英请示农村工作的政策﹔而田也不经毛的批准点头，当即就表示同意﹗
这个故事，是同为毛泽东秘书的逄先知的回忆，以说明田家英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然而坚持真理是一回事，工作职责和程序是另一回事。总理直接向秘书请求指示，而秘书也就当即向总理发指示，无论坚持的是什么真理，总归是合伙做了一件荒唐的事。
*少年才俊田家英
然而田家英的确是毛泽东的家臣中最为出色的一位。田家英从一九四八年十月﹙廿六岁﹚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四十四岁﹚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长达十八年。这之前，他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已超过十年，并很早就获得毛泽东的赏识。田经常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些论史的杂文，为毛所注意。
一次，田给机关干部讲古文，正好毛散步从教室旁走过，被这二十岁刚出头的小教员的课吸引，就站在窗外听了起来。其实田因家贫，学历并不高，但勤奋自学，打下极好的文史功底。十四、五岁时，田尝与一位刘姓的老教授在报上论战，几经交锋，刘不敌其严谨犀利的立言和笔锋而甘拜下风，事后慕名拜访论敌，却见一位少年学生娃。刘教授连连惊呼「神童」。自此，「神童」的才名遍传蜀中。田家英却解说，不说我是神童，他老先生的面子往哪里放呢﹖足见田的才识，不同于一般的同龄学子。
初任秘书，毛泽东问他﹕「你来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田回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回答不能令毛泽东满意，却一语道出了田的诚惶诚恐。其时毛在党内的地位已如日中天，「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解放区公开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君临天下指日可待。田家英深谙国学，不会不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一天，毛请他吃饭，本来颇有些酒量的田只喝了一点就醉了，可见他紧张到了何等地步。
但是很快，他就赢得了毛对他的信任和好感。田跟毛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修养，特别喜爱中国的旧体诗词。田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本领，毛需要引经据典而一时忘了出处，他便成了最方便的索引。他还酷爱碑帖字画，虽然他的字远不能跟毛相比，却喜爱搜集清代学者的墨迹﹙去世时藏品达上千件，有称海内一大家﹚。共同的情趣爱好，使这两人的关系用知音、忘年交、师生乃至父子来形容大概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干了还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就让田兼任长子毛岸英的语文教员。田与岸英同岁，据说两人情同手足，有一阵子甚至亲密到形影不离。岸英第一次见田的夫人董边，恭恭敬敬地鞠一躬，喊了一声「师娘」，弄得董一楞，不知所措。
*我看是公社食堂半岁﹗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移驻北京，田家英作为中国的「第一秘书」，地位日渐显要。他代毛处理来信来访，主编《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部分，整理毛历史上的重要讲话稿，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田整理出来的稿子，原汤原味，酷似毛亲笔所写。他参加起草中共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为此经常一连数天日夜不得休息，累得吐血。他协助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此书是一九五五年，毛以国家主席之尊，拿出年轻时当老师给学生修改作文的劲头，亲自编辑的，上、中、下共九十多万字，直接推动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完成以后，毛又派田等人到全国各地去调查，称之「观高潮」。大跃进期间，田又奉命去农村调查「人民公社」运动。
参加农村调查的田家英，表现出了他耿直性格的一面﹕就合作化运动过快造成的一些问题如实向毛做了汇报，并坦陈了自己的意见。一九五九年初，人民公社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弊病，极大地触动了田家英。如大炼钢铁、办大食堂、大砍林木造成资源物产的严重浪费，田园荒芜，市场凋敝，农民生活陷入饥饿与贫困。田开始对毛的「一贯正确」有了怀疑。
当看到一位农村老大娘为一家数口的粮食愁得直哭时，田掏出了自己的五斤粮票。他叉着手，仰望「公社食堂万岁」的大幅标语，愤愤地说﹕「公社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社食堂半岁﹗」在当时一片拥护的热潮中讲这样的话，是非常大胆和出格的。他带着从调查中得来的材料和观点参加了庐山会议。由于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差一点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虽由毛「保护过关」，但从此与毛之间有了难以弥补的罅隙。
毛泽东欣赏和重用田家英的「顶峰」，是一九五六年，代毛起草中共「八大」开幕词。这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不知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会议，向来喜欢自己动笔、文思如涌的毛泽东却拿不出自己的讲话稿，写了两次都没写完。让陈伯达写，也写不好。于是由田家英起草。田熬一个通霄就拿出了初稿。毛很满意，致完词到休息室，对围在身旁的人夸赞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开幕词中田写的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名言。
迄今为止，共产党对自己历史上所犯错误否定得最彻底、认识最统一的，便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斗争。而当时，却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为彭德怀说话。尤其是毛泽东公开表态、龙颜震怒之后，彭一下陷入极大的孤立，遭到几乎所有党内高层人士围攻，节节败退，最后连自己也不得不批判起自己来，作出了「深刻检查」。
意味深长的是，毛的几位前秘书周小舟、李锐等人都赞同彭的观点，这使得要面子的毛泽东颇为难堪。田家英很早以前就跟人评价过，「主席的感情很重」。但田没有料到，一当「感情」破裂，他报复起来也很重。彭德怀的下场，及那几位秀才的命运，就充分体现了毛的感情用事有多么可怕。
*「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会议初期，田曾对李锐说，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想给毛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三条确实只有毛泽东的近臣才有机会洞悉，而近臣中只有田家英才敢于说出口。他甚至认为毛应该退出政坛，转去专心著述，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作了一副针对性极强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这正是毛最为忌讳的「到了斯大林晚年」、「独断专横」一类指责的翻版。
三条意见被李锐不慎捅给了一位「老有交情的同志」，结果让人一把抓住。后经遮掩，田才蒙混了过去。
「田家英历来比较偏右，」毛泽东批彭德怀时带着怨气地说到自己的秘书，「如批红楼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生闹风潮，《零汛》启事等，其实他讲给林克听，林克又讲给我听的，双百方针，长期共处，田不赞成﹙形左实右」。」﹙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这段话足以将田一同打入十八层地狱。据田家英自己跟人讲，他从来没有不赞成过「双百方针」。毛翻出﹙包括彭德怀等人﹚从未有过的陈年老帐，大概是政治斗争的策略﹕让对手疲于替自己洗刷，乱其方寸，然后该打的打，该罚的罚，可以「挽救」的再予以「挽救」。最后划分阵营时，毛为什么手下留情，没把田也一并归到彭的「军事俱乐部」里去，至今还是个谜。
极有可能的是，他不愿看到连自己身边的御用秀才都跑到了对方的旗下，至少名义上也不能这么划。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仍然欣赏田的才华，日后少不了要用。不过这即使是一个原因，也不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毛虽然爱才，却更恨才。恨那些不能为己所用、或怀有贰心、或伤过他面子的人才，越有才越值得一恨。一经恨上，大都难以翻身，这样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
田虽过关，却痛出了一身冷汗。那么多比他功劳大、资历老的前辈瞬间身败名裂，对他不啻是一当头棒喝。毛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恩威并重。看你以后是不是还跟着瞎起哄。田对于毛的任性，其实早有认识。他私下跟人作「交心」时，谈过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莫测高深，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又派他的秘书班子下去调查。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小组，分别去浙江、广东和湖南。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带来的灾难，国民经济持续恶化，接近崩溃的边缘。毛泽东不得不从他的乌托邦中钻出来，洗了一把凉水脸。
这一次，田家英又显示出他敢于直言的秉性，赞成解散食堂。办不办食堂，当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很多人曾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中央刚刚发出明文规定，要「坚持食堂」。关于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田的结论既不是天灾，更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造成的。毛泽东恰恰是最大的风源。田的直言，促使毛正视自己的决策错误，要田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第二年，毛将这一指示的草案提交七千人大会讨论。
*总有一天要分手
紧接着，毛又派田到湖南韶山调查。这一次，连毛泽东家乡的农民们，都向调查组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呼声很高。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连后来在文革中以「鼓吹包产到户」臭名远扬的刘少奇当时也反对单干，认为是走回头路。田家英起先也不赞成。但农民们列举事实，大讲包产到户的好处，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辩论到深夜。田心里很矛盾，向毛作汇报，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没有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明确意见，使得包产到户在全国迅速呈蔓延之势。对恢复被破坏的农村经济，起了明显作用。调查组回到北京，田又滔滔不绝向毛讲述自己从调查中得来的结论，引起毛的反感。在其后的一次会议上，批评田回到北京不修改「十六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由包产到户引起的单干风，促使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而且不止一次点了田家英的名。有一次说得还比较重，刘少奇出来讲了几句，缓冲了一下。但刘和周都没主动承担单干风的责任。出乎田的意料，这些声名赫赫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了这种关键时刻，一个个都口辞尖锐地站在毛的一边，大骂包产到户。江青更是把一顶「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帽子扣到田的头上。
田家英颇感寒心。阴谋政治的残酷和黑暗，与毛泽东的歧见，加上毛公开表示对他的不信任，都使他苦闷，想离开中南海，到下面去当县委书记﹙按级别，他早已是部长级干部，从跟毛的第一天开始，就专门给他派了警卫员﹚，搞搞调查，做点实际工作。他甚至想去搞学术，研究清史。毛不放，说﹕「哦，你也是搞本本主义的﹗」对他的要求不予置理。
一九六三年以后，田家英的处境愈加困难，他不止一次跟人说﹕「我对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就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谈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整理时，田家英认为与事实不符，提出删掉这段话。毛的另一位小秘书关锋没表态，但回北京后向毛告密。田没有想到，毛泽东正是为了找一个十足的由头来发动他的文化大革命，才点「海瑞」的名的。
*共产党内难得的敢言之士
过了五个月，文革正式开始。田即被指为「篡改毛主席著作」。素来与他争功邀宠的陈伯达经毛泽东同意，首先发难，一次两次到马列主义研究院﹙田是副主任﹚去点火，鼓动揭发田家英。一周以后，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过了四天，田被宣布停职反省。五月二十一日深夜近十二点，他应邀去朋友处，听到内部已传达文件，彭、罗、陆、杨被打成反党集团，十分紧张，近似自言自语地表白，自己历史清白，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没出什么错，「这点毛主席都知道」。朋友送他下楼时，还喃喃地说他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二十二日下午，原中秘办的戚本禹带着几个人到他家「谈话」。
据他女儿后来回忆，那天傍晚田的书房满桌满地散落着文件和纸片，一天没吃饭的田眉头紧锁，站在桌旁对着那些人，口气很强硬。深夜，戚又打电话来。田不等听完已盛怒难平，摔了电话机，愤然道﹕「他算什么东西﹗」但彻夜未眠。第二天，终于自杀。他的妻儿被立即迁出中南海，他的所有藏书藏字被没收，直到十四年后才还给其家人。田家英是共产党内一位难得的敢言之士，一位不平则鸣的才子。他特殊的家臣地位造就了他，同时也断送了他。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感时伤怀吟诗一首﹕「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应该说，闹成田家英这样被逼死的结局，绝不是正常现象。任何人，哪怕是毛泽东，谁都不会乐意见到自己身边的人走到这一地步。恨一个人，可以把他赶走，不好赶就「挤」走，找个借口去拓展他的「前途」，没必要留在身边就近解决。毛泽东的秘书中，除了陈伯达、田家英之外，同样遭遇整肃命运的还有李锐、周小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不过陈伯达、李锐、周小舟挨整时已转任他职，王、关、戚等人是小秘书，与毛的关系不深，只在文革初期受陈伯达和江青的直接指挥跳过一阵子，很快就因办坏了事一个个投进了监狱。真正有影响力，而且死在秘书位置上的，只有一个田家英。
田家英的才德，为中共党内所公认。据一位级别很高的官员私下透露，他曾听田家英生前评论过毛泽东身边的人，说绝大多数乱七八糟坏透了，只有李志绥人品不错。﹙九五年十二月《开放杂志》，夏文思《信李志绥不信官话》﹚这一说法，就和「林克私下跟人谈论毛泽东私生活确实很淫乱」一样，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
他只是私下的谈论，没有公开发表，归根结蒂还是小道消息。夏文思说的「不信官话」，应是指不能听信正式代表官方发表的证词，而非泛指一般的官员。否则，「级别很高的官员」是官，田家英也是官，连李志绥本人都是一位退休的官，他们的话也就都不可信了。
田家英对于李志绥即使有过那一番评价，也只能作为参考，因为毕竟也只是一家之言。正如田家英评价毛泽东，虽比别人大胆尖刻，发人深省，仍远嫌不够准确和全面。这才导致他一味愚忠，至死不悟。
*林克的人品和文品
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是在田家英死后不久，由他自己提出调出中南海的﹙《历史的真实》九八页﹚。他是田的下属，庐山会议上毛指责田家英「不赞成双百方针」，就是引用了田否认跟林克讲过而林克却讲给毛听的话。是毛泽东无中生有，借机挑拨田与下属的关系，还是林克确实出卖甚至陷害过田家英？涉及此事件的人，除了林克都已作古，林克是否能站出来为我们澄清这一「历史的真实」﹖
林克的人品，从牵涉到田家英的这件事上，可见一斑。李志绥也提到过另一件事﹕一九六三年，由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李与林克、汪东兴闲谈，李说﹕「主席这个人就怕大家过好日子，现在刚有口饱饭吃了，又在折腾起来。」随后又说﹕「他这个人为人不好。」言下指其男女关系太乱。回北京以后，林克将李志绥的这些话向田家英及逄先知告发，而逄先知又写成了一份揭发材料。幸亏这份材料落到汪的手里，被收藏起来。
林克的文化水平，我们读过他的半本大作《历史的真实》之后，也就心里有底了。如前章讨论的，以「我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来否认别人也教过毛泽东英文，一个耍了大半辈子笔杆子的人居然会犯如此明显的逻辑错误，实在讲不过去。他记叙毛泽东博览群书﹕「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都过于艰涩难懂的书，毛泽东读来却甘之如饴，......」﹙二六二页﹚
只要稍微涉猎过它们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书并不难懂，更不艰涩，只需要具备一个普通中学生的水平，就可以一本一本读下来。林克竟把它们说成「对人文学者都过于艰涩难懂」，真不知那些感受是从哪里得出来的。
*善于用才的人，还必须会用庸才
田家英之后，毛泽东似乎没再用过层次比较高的秘书，也似乎没再写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田的那副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可以说把毛「讲死了火」。毛泽东既不能「隐身」，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于是一点也不曾「闲」。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发表一些讲话，被人记录整理成「最高指示」，经过内部和公开的渠道层层传达。他的选集自「四卷」之后至逝世之前，也一直无以为继。因为「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少奇、主要编辑成员陈伯达、田家英，死的死关的关，没人给他干这活儿了。直到毛死后由华国锋亲自担任「毛选编辑委员会」主任，才组织人马编选成第五卷，而且是中共中央至今不予承认的第五卷。
毛泽东是很能识才的，也很会用才，但同时也忌才。这一点，与他推崇的曹操这个形象颇为相似。他自己就是一个才子型的领袖人物，深知才子的优势与弱点。善于用才的人，是绝不会只用「才子」的，他还必须会用庸才。而且所用的之才也绝不只限于文才或者武才，其它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才能能用便用，来者不拒。所谓「人材不可多得」，所谓「才到用时方恨少」。就拿他的秘书班子来说，除了那几位享有文名的秀才外，也有如叶子龙、林克一类事务性的庸才。
汪东兴应该算是另一类型的才，比方干才。他在漫长的家臣生涯中，基本保持不倒记录，这就是极大的本事，何况又指挥逮捕了四人帮。有人说，在共产党铁幕背后的政治运作，谁胜谁负不完全由才干和本事决定。这话固然不错，但才干未尝不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从李志绥回忆录中，汪东兴讲的几句话和干的几件事来看，可知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也可知江青等人的垮台不会是偶然的。
汪东兴是个记恨的人。他外放江西当副省长的期间，正值第一次庐山会议，他亲自安排和布置毛的警卫工作，受到警卫人员的冷待。后来复职警卫局，那几个人都被他整走了。一九七○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他糊里胡涂跟着主张设国家主席，被毛泽东怀疑是林彪一伙的，一度停职反省。周恩来顺着毛意，赶紧找杨德中，准备接管警卫局。康生也找了王良恩，让王准备接管中央办公厅。汪获悉后恨极，私下愤愤地跟李志绥说﹕「他们这几个人等着瞧。」「这几个人」包括周恩来与康生两位权臣。汪东兴深知自己执掌禁卫部队兵符的力量，才敢这样口出狂言。江青也是不止一次把汪东兴得罪死了，所以有日后演发的宫廷政变一幕。她要是不一直那么小觑和刁难他这个家臣，中国的历史可能就得重写。
越到晚年，毛泽东用人的总体素质越低，他已经对身边稍具知识型和智能型的工作人员严重的不信任，对他们的存在感觉不安，就像对于身边出现一台先进的录音设备或其它什么新技术设备一样，容易引起他的猜疑、警惕、惊惧和焦虑。他需要在智力上「返朴归真」，和一些天真或至少表面上天真、带有一定的「孩子气」的浅层次的人打交道，尤其乐意跟一些「无才便是德」的女友打交道。这可以使他重拾信心，以周围的人对他的敬重，来弥补政坛上口是心非的背叛和无力掌控全局带来的失落。
*「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
李志绥的「狐狸」特性，这时也就起到了很好的保护自己的作用。他回忆录中几乎所有的与毛泽东的合影，大都是面带「天真的微笑」的。他说早在六十年代初，便为毛泽东私生活的淫乱而深感震惊，到后来毛的放肆更使他心生厌恶，但我们从这些照片上可是一点也看不出震惊和厌恶的影子，相反倒是幸福和满足，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这就是回忆录前言作者，美国教授黎安友所赞赏的「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么﹖
这种「天真的微笑」，一定程度上是在向毛表明自己的敬仰，服从，乃至弱化智力到「带傻」的地步，从保护自己的角度而言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不能要求，也不可能让所有稍有正义感的毛的家臣都像田家英那样，敢于横眉怒目地抗争而拼其一死。但把它归誉为「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就不伦不类了。还教人费解﹕这是「外国家臣的气质」呢，还是说一般「外国人的气质」就跟中国人为了保护自己做出的那种「天真的微笑」一样呢﹖
毛泽东喜欢照相，也特别看重照相，晚年常对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陷入深深的回想。每看到照片上的李志绥，站在自己身边总是一脸的喜气洋洋，自然给他心里带来许多的慰藉。这就是晚年的毛泽东，一个个他重用的亲信背他而去，只剩下外表的一股「祥和之气」。
毛讲究禁忌。除了「面相学」，还好留意「姓名学」。汪东兴的名字，据说是毛重用他的一个原因。有汪，「东」才会「兴」。江青的名字也是他亲自给取的，这之前叫蓝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胡宗南攻占延安，中共中央流亡黄河边期间，毛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叫李得胜，--他后来果然得胜。中南海舞会上，有个伴舞的女文工团员被问到名字叫「双华」，毛立即说不好，「两个中华」。文革首次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一个献袖章的女将被问到叫「宋彬彬」，毛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便说「要武嘛﹗」结果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
有人说，张玉凤也是凭着一个好名字，而让毛一直留用在身边的。所谓「游龙戏凤」。这当然是玩笑。张玉凤在毛泽东晚年生活中的地位，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而她的名份也是最不好确定的。她算什么﹖家臣还是侍妾﹖管家还是通房丫头﹖(

第五章：最后的女人张玉凤和孟锦云(1)
李志绥的书中，没有具体写到张玉凤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的。而这是从文革过来的中国人几乎都有所风闻的故事﹕一次，毛乘坐他那行踪诡秘的专列外出巡游，见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问其姓名，答曰「张玉凤」。入夜，心潮澎湃的老毛一声不吭，用毛笔在铺开的白纸上反反复复地写﹕「张玉凤、张玉凤、张玉凤......」一旁的随行人员不解其意。第二天，毛仍难以释怀，实在忍不住，喃喃自语﹕「那个，张玉凤，好象杨开慧。」汪东兴听了，顿时心领神会，立即出面把张调进了中南海。
*「青春不解风情」
这故事还有许多版本，但都大同小异。张玉凤自己关于这一段的回忆，也没有否认和澄清民间的这些传言。当然这并不能说，没有否认和澄清，这些传言就一定是真的。虽然一般来说，中国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和皇宫轶事，是不会大走样的。
张玉凤从一个地位卑微的小服务员而一跃龙门，的确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她出生在东北边陲小城牡丹江市一个铁路工人家里，一家八口挤住在城郊一间简陋的小房里，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活。张玉凤念书前，跟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样，曾背着箩筐去附近单位的垃圾堆拣煤渣。小学毕业，家里无力再负担她上中学，于是跑到城里找工作，正好遇上铁路局招工。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投考，没想一考便中，录为铁路客运列车员。那一年她才十四岁。
一九六○年冬，铁道部到下面选调专列人员。十六岁的张玉凤又被选上。她当时并不知道，专列是专为「中央首长」和外宾服务的，审查非常严格。只知道能到北京工作，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她年轻单纯，容貌端正，历史清白，很快受到重用，当年就被调到了毛的专列上当服务员。最初，她只负责毛泽东的随行人员的车厢，为他们端茶送水递毛巾。她永远记得第一次随毛巡游时的情景。
专列开动时，她甚至都不敢相信「伟大领袖」就跟她在一列火车上。车抵蚌埠，毛邀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合影，她才得以见到活生生的毛泽东。
那一次，她并没有引起毛的特别注意。大概因为年纪太小，「青春不解风情」，躲躲闪闪混杂在一群人中间，无法崭露头角。而这种场合下，毛泽东又必然是被人们逐拥的中心，众目睽睽，哪里能由得他去看顾娇娥﹖
历史还需要再等两年。
一九六二年，已满十八岁的张玉凤终于调进毛泽东的车厢。与她一同工作的还有一位「老大姐」。跟老大姐一起侍候毛的左右，可谓天赐良机。谁知道呢，也许良机并非「天赐」，而是主管领导的刻意安排﹖不管怎样，命运把机会推到了她的面前，能不能把握，就看她自己的了。事实证明，她的把握能力还是很强的。(
*曾被怀疑为日本特务
据李志绥回忆，毛一开始并不完全信任张。张曾对毛说，一九四四年她母亲在一个日本牙医家做女佣。这样，张可能有一半是日本血统，因此毛怀疑张可能是日本特务。李志绥的叙述有些不清楚，「张可能有一半是日本血统」，究竟是「张曾对毛说」的话之一，还是毛根据张的前一句话所作的推测﹖总之，毛很久以后才对张放下戒心，并将她作为专宠。﹙三九四页﹚
张玉凤正式调进中南海，是一九七○年七月。一个上午，她正在清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来不及梳理就跟着走了。当小车拐进警卫森严的深宫禁院时，她确实猜想不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接待她的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问话很简单﹕愿不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这时的毛泽东，连行动都不大方便，住在游泳池。在前面第三章我们已经知道，游泳池原有一个室外池，夏天对所有中南海工作人员开放﹔一九五五年建成一个室内池，专供毛及其它中央首长使用，后来其它人渐渐地都不去了，成了毛泽东的专用游泳池。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到南方巡游数月，策划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七月十八日才回到北京。第二天召见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宣布﹕「凡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正式开始对刘的歼击行动。为了防止对手可能的侦察和暗害，毛从居住多年的菊香书屋迁至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江青步步紧跟，迁至十一号楼。几天后，毛又住进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
接近年底，毛泽东回到中南海，迁入游泳池，一直住到他去世前不久﹙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受地震影响，搬到二○二大楼﹚。毛住室内游泳池旁，一间供临时休息的房间里。此外还有一个大厅，摆着沉重的沙发和堆满线装书的书架。这就是人们常在电视和新闻影片里看到的，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等诸多外宾的会客室兼书房。当然，还放着他著名的白色痰盂。
外界对于毛的病况所知不多。即使在中央高层，毛的健康问题亦讳莫如深。人们心目中，依旧保持着他「红光满面」的光辉形象。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也苍白憔悴。每到入冬或开春，总免不了生病，而且得的都是老年人容易染上的严重疾病。一九七一年初，毛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由于不停地咳，以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打盹。而一旁伺候的主要就是张玉凤。她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摸着石子过河」，在干中学，直到毛一天天好起来。(
*张玉凤进中南海是政治原因
李志绥的说法，张玉凤进中南海，是政治的原因。庐山会议上，汪东兴不明就里地吹捧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毛大发脾气，怀疑他是林彪一伙的，把他臭骂了一顿，停职反省。接着叫吴旭君揭发汪东兴，吴揭发不出来，毛便怀疑她也和汪是一伙，从此不信任她，不再让她值晚班。张玉凤才奉召进宫，正式为毛泽东值班。张进来不久，毛就得了肺炎，这是一九七○年十一月初的事。
张玉凤回忆，江青听说毛泽东发病，当即大发了一通脾气﹕「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成这样﹖你们谎报军情﹗」这话引起毛的不满。他当着周恩来、汪东兴的面对江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毛泽东咄咄逼人，江青不敢接腔。
沉默片刻，毛忽然指着自己的鼻子﹕「就是我﹗是我﹗」
江吃了一噎，出得门来，正遇见张，便冲她开火﹕「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风都吹着我了。」﹙她的话其实也对﹚不料张顶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给吓着。」
江厉声指责﹕「你狡辩﹗」
一旁看着的周恩来，赶紧走过来对张说﹕「你认个错吧。」
江青倒台后，张玉凤披露出这个故事，说明她与江青之间一直是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暗示江青老早就说她是「反革命」。其实张在这里来了一个移花接木。江青说「反革命、特务集团」不是针对张，是指毛的医生、护士，如李志绥、吴旭君等人。与新来乍到的张玉凤有什么关系。李和吴都曾被怀疑是「汪东兴的人」，汪又一度站错了立场，差点上了林彪的大当，所以才有「特务集团」之说。始作俑者还是毛泽东自己，只是江青一提再提，连毛都觉得有些过火了。张玉凤恰恰是为了防止「特务暗害」，才点名调到毛身边来的亲信。江对她发难，是藉她撒气。张顶江，是脾气使然，并非敢于斗争。如果说这就是敢于斗争，那她张玉凤对谁都「敢于斗争」。(*就是这么一个俗人
一九七一年，是毛的多事之秋。九月，林彪事件爆发，对毛的精神打击极大。入冬，他再次引发肺炎。由于严重缺氧，一次他突然休克。情势之骤然，周恩来听到后，吓得战战兢兢，几乎挪不动步。张玉凤守在毛侧，一边帮着捶背，一边轻轻呼唤﹕「主席，主席。」经紧张抢救，毛渐渐苏醒睁开了眼睛，愕然看着围在身旁的人。当他明白了事底，微笑道﹕「我好像睡了一觉。」还要大家不要告诉江青，「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
李志绥记述的这件事，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日发生的，与张玉凤的回忆基本吻合。李志绥说，听到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周恩来当场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裤子里。等换好衣服赶到游泳池，毛泽东已经救醒过来。反对李志绥的人，认为这是对周恩来的诬蔑。李志绥直截了当地表示过不喜欢周恩来，这是事实，但说周「大小便失禁」也谈不上诬蔑。年纪大了，失禁一两次是很正常的事。李跟张玉凤的关系一直处得不好，对张的评价也很不怎么样。毛病成这个样子，张还每天跑出去，不出去也经常避不见面。后来李才知道，她当时正通过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把她父母和妹妹张玉梅的户口由牡丹江迁到北京来。
张玉凤就是这么一个俗人。很多年以后北京开张「毛家菜馆」，毛身边的人只有她才会拋头露面去当「董事长」。前面说到的「顶江青」，一半是懵懂，刚进中南海，底层人的性情脾气未脱，初生牛犊不畏虎﹔一半是仗宠，以为只要毛喜欢她，别人就拿她没办法。
她好象对谁讲话都没好气。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之后，服用了强心剂和利尿剂。张玉凤跑来问，什么时候可以排出小便，可以排除多少。医生告诉她，一般四个小时可以排出大约两千毫升。张玉凤冷笑说﹕「你们有把握吗﹖」
李志绥说﹕「治病不是算命。我们根据病的程度和所用药量能起到的作用来分析。最重要的是，按规定的药量和时间服药。」张说﹕「吃药我不管，这是护士长的事。」
旁的医生大为奇怪，这么个说话没礼貌的东北妞儿是在这儿干什么的﹖﹙五三八页﹚
早在很多年前，她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的时候，就跟李志绥有过一次间接的交手。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结束后，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泽东左胸表面长了一粒毛囊炎。张玉凤不听李志绥的医嘱，一次次用手为毛挤压，结果严重感染发烧，创口与淋巴脓肿。那时张玉凤才十九岁，和毛的关系已经密切到这样的地步，竟敢一再违背保健医生的指令。
主席的吃喝拉撒睡，你也不管管
正式调到毛身边以后，张玉凤更不信邪。她喜欢喝酒，于是鼓动毛泽东也跟她一起喝，每顿饭喝一小杯茅台。一九七二年一月病重以后，毛泽东常和张一起吃饭，所有中央领导包括江青要见毛都得先通过她。江青只好主动讨好张，送她手表、西装、衣料什么的，甚至孩子用的尿布，以疏通渠道，打听消息，传递材料，取得毛的支持。
这种由张玉凤控制毛泽东的局面，随着毛身体的衰败愈加严重，一直维持到毛去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汇报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张玉凤对周抱怨﹕「你看，现在什么事都要我管。主席的吃、喝、拉、撒、睡，都要我管。你也不管管。」周一时很尴尬。
张的抱怨是得意，还是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其时，汪东兴已宣布她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进中南海才四年多，从服务员、护士、生活秘书，一直升到这样重要的位置，连周恩来都得忍受她的大大咧咧。
周死后，华国锋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对她也是毕恭毕敬。一次华去找毛汇报工作，听到张玉凤在睡觉，便不敢打搅，守在外面等了她两个多小时还没醒来，只好好悄悄离去。
就是对毛泽东，张玉凤也常常没好气。最出名的一例，是骂毛泽东作「狗」。
一天，护士孟锦云一觉醒来去接张玉凤的班，走到毛的卧室门口，听到里面毛在大声吵嚷﹕「你给我滚﹗」
「滚就滚，」张玉凤的声音也很激动，「谁不让我走谁是狗﹗」毛泽东气得发抖，「你骂我是狗，你......」
后来毛把张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有关工作人员。(
*我要不滚，你就是狗
这件事李志绥也提到了，而且更为生动。
那是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李同两位心脏病专家朱和陶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一进去毛就叽里咕噜说了一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跺脚，张才说明真相。原来前天，即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回来，毛很生气，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即回骂﹕「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对李志绥等人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朱陶二位听完，不禁愕然。
毛和张吵架，张玉凤也有回忆。
有一次，张玉凤为了弄录音机的事，引得毛发了脾气﹕「不高兴你就跟我滚﹗」张的脾气也上来了，二话没说收拾了东西就走。回到家里待了个把月，最后还是毛泽东派人，把她又接进了中南海。毛对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这次「录音机事件」，与孟锦云和李志绥说的「骂狗事件」似不是一件事。录音机事件要她滚她就滚，「二话没说」，当然也就没反骂一声狗。而且一滚就滚了个把月。骂狗事件则不但骂了狗，还并没有真滚，第三天还陪毛接见李、朱、陶。录音机事件可能在先，骂狗事件可能在后。骂她滚她就滚，还得毛泽东把她接回来，于是才有后面的「谁不让我滚谁是狗」，才有毛的觉得自己挨了骂﹕「我不让她滚，所以我是狗」。
之所以被骂了狗还不让她滚，关键在于毛泽东讲话已经含混不清，除了张玉凤，谁都听不懂了﹙其实能听懂他话的人还有的是，如后面将要说到的孟锦云。只是能句句听懂并准确翻译出来的，莫过于张玉凤﹚。张虽然是个粗人，「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也不是一无聪颖之处。她是东北人，却能准确地破解毛泽东浓重的湖南方言，以及毛的痰声、喉音，一个眼神、半个手势、一丝表情，把它们变成毛对外界的询问、要求和指令。李志绥曾跟汪东兴谈到过对张玉凤干预医疗方案的不满，汪听了很不高兴说﹕「有些事说不清楚。主席不让她走，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些什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别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
*毛泽东晚年唯一的「知音」
晚年毛泽东，把张玉凤当成了唯一的「知音」，造成了张的专横跋扈。到后来，她已经不仅仅违抗医嘱，而是直接干预医生的人事调遣了。一九七五年十月底，江青等人的反邓运动升级，毛泽东病情大变，医疗组提出增加神经内科医生住进中南海，张耀祠不同意﹕
「张玉凤说了，这些医生不顶用。进来也是吃闲饭。她不同意，怎么好让他们进来﹖」
张耀祠是张玉凤的顶头上司，张玉凤进中南海，还是张耀祠经办并找她谈话的。短短五年时间，张玉凤竟变得拥有如此权威，「张玉凤说了」，「她不同意」，张耀祠都不敢让毛需要的医生进门。后来找汪东兴，才解决这一难题。
病入膏肓的毛泽东，被张玉凤拉上天天在游泳池的书房里看电影，看了一场又一场。有趣的是，毛的正式夫人江青也是个电影迷。但两个电影迷层次相差太远。江青喜欢看西方的艺术片，遇到好的经典影片，还会反复观赏，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她搞京剧革命和样板戏，敢当着那么多的专家评头品足指东说西，除了手中的权力，多少还是有些艺术的造诣和本钱的。张玉凤完全不同，她又不要搞「样板戏」，也不懂什么艺术不艺术，看的都是些台湾香港的大滥片。
那个时代，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是极为贫乏的。电影院公开上映的，好几年都只有那么十几部老掉牙的国产片，还有少得可怜的苏联、北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影片。高干及其家属和某些特权阶层，有时可以看到一些「内部电影」，供参考和批判。数量和内容也仍然极有限。只有中南海才不受这种限制。江青可以随意调看任何她想看的电影，包括全世界最好的电影﹔张玉凤不甘示弱，也可以调看任何她想看的电影，包括全世界最差的电影。问题是毛泽东要陪张玉凤看，其它值班的人包括护士和医疗组的医生也得跟着看。不去不成，张耀祠说，「反正大家都看了，不要到时候又揭发，主席病重，我们值班看电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一组」内依旧歌舞升平，游泳池每天仍放电影。春节到了，张玉凤提出放些鞭炮热闹热闹。自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入住中南海以后，任何人不许在中南海燃放鞭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一禁令。张玉凤发话，张耀祠当即去买，当夜就在游泳池后院里放。吸引了许多民众在北海的大桥上驻足观看。由此引起传言，毛泽东放鞭炮，庆贺周恩来死。
「张玉凤要放鞭炮」，是李志绥说的。据另一些人包括张自己的回忆，放鞭炮热闹热闹，是毛泽东的提议，张不过传令行事罢了。以毛的身份和个性，他大概是不会想到除夕要放鞭炮热闹热闹的。「十一」，「五一」，这些国家级的庆典上，什么规格和花样的焰火没看过，要去街上买那些小民百姓放的鞭炮﹖多半还是张首先出的点子，而毛也表示同意，藉以驱赶「老、病、死」给中南海带来的凋敝、寂寥和凄怆，驱赶新年伊始就显现无遗的种种凶兆和晦气。
张玉凤仍然同毛吵架。一九七六年五月，毛泽东会见老挝﹙寮国﹚总理凯山，完了又和张玉凤大吵一架。华国锋亲自出面劝说张﹕「主席年纪大了，有重病，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张嘴里犹自嘟嘟囔囔，很不耐烦。王洪文也凑过来﹕「小张，好好伺候主席，我们感谢你。」(*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
这种不耐烦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毛的确是难以伺候。但毛泽东病床前并非只张玉凤一个人，还有孟锦云、李玲师等一批护士，她们就没有表现出而且也没有胆子表现出「不耐烦」。更别说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打破禁忌和常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顾忌了。毛泽东病卧在床，她还要看她的电影和录像，有时还把给毛鼻饲用的压力泵延长线拔去插她的影像设备。无论如何这也是太过分了。
可以说，毛泽东待之最为宽厚的女人，就是这位张玉凤了。他对她最大的惩罚就是自己的离世。他死了，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她再也不能也不敢为所欲为，再也没有耀武扬威的本钱了。毛一咽气，她忽然意识到没了靠山，缓过劲来放声嚎哭﹕
「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
倒是江青用左手抱住她的肩膀，笑着劝慰﹕「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
张立刻停止了嚎哭，满面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不久江青被捕，她反过来揭发江青「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某年某月某日，江青吵着要毛的钥匙﹔某年某月某日，又吵着要分稿费，把毛气的不得了﹔某年某月某日，江青不顾医生反对，硬要给不能翻身的毛翻个边儿，结果促使毛心跳过速，面色紫涨，......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都堂而皇之加载了中共中央签发的红头文件，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一九八○年底公审四人帮，张玉凤又出庭作证。
如果让江青去揭发张玉凤呢﹖是否也数得出﹕某年某月某日，她扔下病重的毛泽东，滚回去一个月﹔某年某月某日，她骂毛泽东作「狗」﹔某年某月某日，她违抗医嘱，把毛泽东的毛囊炎挤成脓肿，差点送了毛的命﹔某年某月某日，她拔了毛的鼻饲压力泵延长线去插自己的录像设备，......可惜江青没有发言的机会，她以前的言发得太多了。
世态炎凉，是张玉凤最深切的体会。她患了甲状腺瘤，先在一家医院就诊，后来突然不给治了。一问，说是「上头的意见」。而当年她的婆婆生病住院，人们巴结犹恐不及，院长亲自参加专家会诊。一九七三年八月，张玉凤生孩子，住进最好的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室。毛泽东有言，一切费用，均由他的稿费支出。前去探望的政要显贵也不少，江青和张耀祠都送了尿布和吃的东西。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她怀的是毛的「龙种」。只有李志绥心里清楚，毛早已丧失生育能力。张玉凤解职之后，一时竟找不到生活中的位置，在中央警卫局政治部挂了一阵子，接着转业到一个档案馆。她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无文凭，只能干一些搬运档案之类的体力活，就像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指使的临时工。
*主席*这类人儿太多，统统不能承认
一般民众很少有人不知道和不相信，「张玉凤是毛泽东的女人」。很多年以后，走出红墙的张玉凤还会在某个场合被人认出来，并朝她指指点点﹕「这个人就是老毛的......」因为从文革过来的人都还记得，那个紧扶着毛泽东无数次出现在照片、影屏和萤屏上的年轻女人。民间流传的毛的风流韵事，也以张玉凤的故事最为详尽、具体和生动。京夫子写《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就明言以张玉凤作为这本书的女主角。韩作写的《毛泽东情史》，也把张玉凤正式列为毛泽东的「第六个女人」。
但流传是一回事，要证实却不能以是否流传得广泛作为依据。李志绥第一个以知情者的身份公开证实了这件事。他的回忆录里，张玉凤是毛泽东的众多女友当中，唯一一个被他点明了姓名的。其它那些女人的名字，李志绥都隐去不谈，因为他考虑到她们还要在社会上做人，她们的家人还要继续生活。张玉凤则不一样，她历时最久，并因此而获得巨大的权力。对于民间的传言，她和她的丈夫好象也并不在乎，至少在乎过一阵子之后便不再在乎。张玉凤跟毛的生活又联系得如此之紧，以至于你无法单独去谈及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张玉凤是揭开那一段「历史的真相」就首先得面对的一个人。
在汪东兴、林克等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跟李志绥辩论历史的真相时，张玉凤缺席。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对张玉凤名字和形象的熟悉，用时兴的话说也就是她的知名度，要超过汪东兴、林克，她又是李书中唯一被点了名的「女友」，如系捏造，完全可以站出来诉诸法律，告他一个「严重损害名誉罪」，岂非最有力的批驳﹖
俗话说，「屎不臭挑起臭」。张玉凤的沉默正是这样。何况这么些年过去，人们的观念开放了，对以往的许多禁忌也都转持较为宽容的态度。「毛泽东的女人」，原来也不是那么丑的事，甚至还有几分神奇和荣耀，正可以藉此搞活经济「先富起来」，如当个什么毛家菜馆「董事长」之类的。她有什么必要为那死去的老头子并不甚好的名声，自己褫夺自己头上的这个名分﹖
民间流传的故事，就包括了张玉凤在毛泽东身后的「名份之战」。一个皇朝已经结束，先君正遭到当政者明里暗里地清算，这个名份有什么可讨的﹖但她似乎有一种「秋菊式」的执着，一定要讨「一个说法」。她接连向党中央打了三次报告，要求为自己和孩子正名。这事儿若到了当初被她冷落怠慢过的华国锋手里，到也就好办了。毛泽东不是说过，「你办事，我放心」么。华是个老实人，但已大权旁落，自身的位子都难保，根本没他置喙之地。党中央也作出过决议，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由邓小平拍板。邓的批示是﹕「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郭沫若同志去世后，也有许多女子领了孩子来提要求。统统不能承认。」倒是胡耀邦觉得应该实事求是，至少得有个妥善的安排，于是让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找张玉凤个别谈话。冯文彬色胆包天，竟依仗权力，将她弄上了手，满足了巨大的好奇心，但还是没能给她「一个说法」。张玉凤一气之下，写信告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后由胡耀邦出面，撤了冯的职务。
这故事的真假，尚待真正知悉内幕的人出面证实。胡耀邦已经作古，冯文彬也早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死于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只剩下一个张玉凤还健在。然而多年的经历已告诉她，「秋菊的官司」在她那儿是打不出名堂来的。她也早放弃了讨「一个说法」的诉求，只要民间的「说法」继续这样响亮，人生夫复何求﹖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除了众所周知的张玉凤，还有一个发掘出来的「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这就是孟锦云。
孟锦云到毛泽东身边，是一九七五年初夏。准确些说，是五月。孟锦云一身陆军军服，和另一个身着空军军服的姑娘，一道去求见毛泽东。她们在中南海北大门往里打了电话，警卫人员写了个条子，很快送到张玉凤手里﹕
「田玲和湖北来的孟锦云要找张玉凤。」
张玉凤并不认识孟锦云。如果她把条子一扔，这事儿也就没了。她知道她们其实是来找毛泽东的。她去问毛，毛点头同意了。
「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
「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毛泽东甚为诧异﹕
「你这么多年不来看我，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凡，这个反莫法平噢。」
此时他一只眼睛已瞎，另一只视线微弱。孟锦云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但他还记得她，这个十几年前跳舞跳出来的女友。
一九五九年，十二岁的孟锦云考取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那时她看到一些年纪较大的老同志经常到中南海「出任务」，也就是陪中央首长跳舞，心里羡慕极了。所谓老同志，不过就是十几二十岁左右。到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她十六岁，成了老团员，也被派去陪舞。在「春藕斋」舞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看过毛跟别的女团员跳过一曲之后，孟锦云主动上前邀毛。这时奏的舞曲是《喜相逢》。
「你是新来的﹖」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面生。小同志，你叫什么名﹖」
孟锦云报了姓名。
「这名字好听，你跟孟夫子同姓呢。」
又问到她的老家湖北，更高兴了，连说「是我的半个小同乡﹗」这就是陪毛泽东跳舞的许许多多女友中的一个，认识过程非常简单，是由孟锦云自己回忆的。权延赤写的《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也有一章《陪领袖跳舞》，所记另一位叫王学文的女团员，第一次进中南海参加「春藕斋」舞会，就与孟的经历非常相似。朱德怎么跳舞，刘少奇怎么跳舞，毛泽东又怎么跳舞，风趣，潇洒，朴素，平易，和蔼，......但她们都回避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李志绥回忆录披露的，舞会的真正目的是为毛泽东提供性伴侣。(
*「红旗」哥哥与「硬骨头」妹妹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话说空政文工团分成两大派，一派叫「硬骨头革命造反派」，一派叫「红旗革命造反团」，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为了寻找真理与靠山，「硬骨头」的孟锦云几个小将一道去中南海找毛泽东，当面告了「红旗」的御状，说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毛泽东要她们「团结大多数」，又用红铅笔写了张纸条，叫她们这五个人去找林彪的夫人叶群。
空军大多由原四野组建而成，是林彪力图要控制的一个军种。毛泽东「找叶群」三个字的手谕，令「林办」主任叶群兴奋不已，立刻表态支持她们，也要她们支持空军司令吴法宪。孟锦云回到文工团，把这一机密告诉了「红旗」派的哥哥，劝他反戈一击，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她哥哥见事态严重，赶紧把这一消息遍告「红旗」派成员。事情传开，孟锦云反而成了「硬骨头」的异己。
在林彪的授意下，吴法宪让文工团把那几个经常去中南海跳舞的小将召集问话，要她们汇报主席的情况﹕主席说了什么话﹖喜欢听什么歌﹖什么戏﹖健康状况如何﹖吃什么药﹖去了哪儿﹖有什么习惯﹖......点滴不漏。她们每人写了几大篇，有人还去毛泽东那儿偷药，交给林彪手下的人去化验。
这些情况，又被当作「异己」的孟锦云告诉了哥哥。哥哥把它写成材料，一式两份，托江青和文革红人蒯大富转交毛泽东。不料江青与叶群订有协议，互通情报，互相惩治对方的敌人。江将材料转交给了叶群。孟锦云的哥哥立刻被抄家，关了起来。不久，孟锦云也被逮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一关就是五年，直到林彪垮台。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四日，孟锦云被宣布「宽大」释放，安排在武汉一个军队医院当护士。这时她已二十五岁，同医院一位搞政工的年轻干部小裴爱上了她，他们结婚了。小裴不能再搞政工，被调换工作。孟锦云知道自己档案里仍塞有黑材料。她做了一次人工流产，赚到规定的十五天休假，借着这点时间，悄悄离开武汉，到北京去为自己想办法落实政策。她找到了好友小丽。
小丽也是当年空政文工团的，也陪毛泽东跳过舞，也犯了「路线错误」打发到农村劳动，并被剥夺去毛泽东那里玩的资格。这种特殊资格，长期以来由一个叫小李的造反派头头独霸了，她是叶群的亲信。有次，毛泽东问起小丽，要小李让小丽来玩。小李只好找到小丽，说自己如何如何帮她讲情，要她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可以去见毛主席。小丽拔笔就写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深深忏悔，这才得以从农村回到北京，并由小李带去见到了毛。
一次二次，小丽完全摆脱小李的控制，就开始说起其它的舞伴。她问毛﹕
「小孟可不可以回北京﹖」
「当然可以，这么大个北京，放不下我的半个小同乡﹗」
于是就有了孟锦云找毛泽东「平反」的一幕。毛泽东哈哈一笑﹕「你个孟夫子，要不是你档案里放了黑材料，你还不来看我呢。一去就是八年啊，看来档案里还是放了黑材料好。」
*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
毛泽东当即拍板，留她在他身边工作，武汉都不用回了。留在他身边，就是最有力的平反。但孟锦云多了一个心眼，要求中央办公厅一定要为她消除档案里的黑材料。一九七五年八月，由汪东兴转交她一份空军政治部党委《对于孟锦云同志的平反结论》﹕
「原空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演员孟锦云，女，一九四八年生，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九年入伍，一九六四年入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孟锦云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曾向中央首长写信揭发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搞的阴谋活动，并对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林彪死党叶群、吴法宪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捏造罪名，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将孟锦云同志逮捕。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原空政部党委根据空政文工团革委会的报告，报经吴法宪批准，将孟戴反革命帽子，送兰州军区空军农场监督劳动，后转至兰空高炮雷达修理所，直至一九七三年一月，近五年时间。现已查明，这完全是叶群、吴法宪对孟锦云同志的政治迫害。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现决定撤销原政治部党委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的报告，给孟锦云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团的生活，分配工作。过去凡整了与本结论不符的有关孟锦云同志的一切材料，予以清理，一律作废。空军政治部党委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我不厌其烦地将这份奇文全篇照录在此，是抱着与读者共赏的目的。在中国，不知有多少蒙受冤屈和迫害的人，为了得到一纸这样的《平反结论》而奔走呼号、上下求索、耗尽余生、皓首穷经﹙这一成语绝非误用﹚、精神崩溃，甚至重入监狱或饮恨自戕。这些人上至高官名流，下至平民百姓，芸芸众生，都被逼得无论如何要讨「一个说法」。孟锦云算是非常走运的了，一下就讨到，不过五分钟、十分钟的场合。因为她找着了人，找到了发起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真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回想毛的一生，向他讨「说法」的人还有过不少。李志绥的书里就至少讲了两个。一个是许世友。毛对李志绥说﹕
「许世友早先在张国焘手下，长征到陕北后，张国焘跑了。一九四二年整风开始，大家都说许不可靠，把他斗得要死要活。许急了，要拉队伍自己去打游击。康生要将他抓起来枪毙。我说不忙，我找他谈谈。他们都不赞成，怕许害我。我说不会。许到我这里，见到我，张开大嘴就哭。我说不要哭，我只问你两句话，你相信张国焘，还是相信我﹖你愿意走，还是愿意留下﹖许说我当然相信你，我愿意留下。我说，那好，你照旧去带兵，没有事了。许世友到现在不是干的很好吗。」
另一个是专门给毛泽东理发的师傅王惠，外号王胡子。也是延安整风时，被打成反革命。毛泽东说﹕
「我就不相信，他给我理发和刮胡子这么久，一个小口子都没有割开过，怎么可能是要杀我的特务﹖如果要杀的话，早就可以下手了，还等到现在﹖我让他们叫王胡子来，我谈谈。王胡子来了，见到我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主席。我说为什么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的着你动手﹖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么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这样，我才下命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就不要说。」
据说，毛身边许多最亲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过他的救命之恩。
*陪毛度过最后的四百八十九天
孟锦云留在中南海，在毛身边当贴身护士，陪伴毛泽东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四百八十九个白天与夜晚。
这之前，毛泽东还有一位贴身护士「小李」，一直伺候毛伺候得好好的。孟来了以后，毛开始左看她不顺眼，右看她不眼顺，经常喊她「滚」。这是真滚，不是假滚。跟孟在一起却老是有说有笑，打趣，讲故事，等等。后来小李真的「滚」了。这位「小李」，就是李玲师。她原是铁道兵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还在学员班时，就进中南海陪毛泽东跳过舞。后改行到上海学医，主修麻醉，又去四川医疗队度过了五、六年时光，回来见毛，被毛留下来当了护士。毛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竟然把从未正式学过医护的孟锦云留下来，将受过专门训练、医护经验丰富的李玲师赶走。李和孟，都是当年跳舞跳出来的女友，李在毛身边伺候的时间更长，但在宠幸程度上，仍存着巨大的差别。
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的《序幕?毛泽东之死》中，提及孟锦云和李玲诗，都是原空政文工团的演员，毛的亲密女友。她们为他擦身、喂食，直至他去世。李志绥的说法与孟锦云的回忆稍有出入，如果我们取当事人孟锦云的说法，那么﹕一、李玲诗应为李玲师﹔二、李是原铁道兵文工团演员﹔三、毛去世时，李已被调走。
到毛泽东身边去玩的女人那么多，为什么孟锦云能独获青睐﹖
首先是她的性格。她不怕场合，胆子大，放得开。第一次进中南海跳舞，毛才跳过一支曲子，就敢主动邀毛跳第二支。权延赤笔下也曾写过一位叫王学文的大连姑娘，是和孟锦云同时第一次进宫侍舞的四、五个同伴之一，比孟还虚长了一岁，却左怕右怕，精神紧张，「刚跳了一圈就出了一头汗」。孟锦云还不像别的女孩子，问一句才答一句。她敢于跟毛瞎侃，从「小同乡」，扯到「天上的九头鸟」，扯到「黄鹤楼」，以及毛泽东下巴长的那颗痣。她「充满稚气」的发问，常引得毛开怀大笑。
我们来瞧瞧那颗痣--
「主席，您嘴巴底下有一个痣子，听我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
主席听了，看到小孟白白净净的脸蛋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痣子，便笑着说﹕
「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噢。」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长的地方不一样。」
主席哈哈大笑﹕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郭金荣《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一二页岩）。
*「红娘」与「鹊桥」
毛泽东就喜欢这种在他面前无拘无束的女孩。综观他的一生，泼辣、敢作敢为、乃至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占了多数。贺子珍「你扔椅子我就扔板凳」﹔吴广惠因为稍嫌柔弱，不敢跟贺对着「扔板凳」，没好多久便遭毛逐出延安﹔江青的敢作敢为我们都领教得多了﹔张玉凤敢当面骂他作狗。就连那位想结婚而毛不让她结婚的女机要员，也敢于指责毛是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
相反，那些扭扭捏捏，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小脚女人」会使他厌烦。他觉得那样的女人﹙男人也一样﹚不自然，没有天真感，看了很不舒服。疑心上来的时候，还不知她私底下藏着什么勾当，是不是兼有什么特殊使命，以至吓成这副模样。总之，他不可能跟这样的女人好到哪里去。
那么，孟锦云跟毛泽东是不是好到「哪里去」了呢﹖郭金荣根据孟的口述写成的《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一书，并没有直接挑明这层关系，也没有装模作样地否认这层关系。口述者和著作者都还在中国大陆，他们还得顾虑周围的生活环境，敏感地方只能点到即止。但就从他们认可的，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书名来看，实际已摆明了她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
书中写道﹕「当时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人，有时也住在那里一两天。歌舞团里的人都不知道她们的去向，而实际上，又都知道她们的去向。文工团的领导们再三强调，不该打听的事，就不要去打听。」﹙十三页﹚
看来所谓「出任务」，确实是在陪舞之外，还有另外的服务，以至于要「在那里住一两天」。而且文工团的领导还要再三强调，不该打听的事，就不要去打听。什么事是不该打听的﹖这似乎印证了李志绥的说辞，那就是陪睡。
有过陪睡的经历，孟锦云她们才敢贸然去找毛讨一个「公道」，要他表态支持她们「硬骨头」造反派﹔坐过五年大牢之后，她也才有直截了当找毛给她平反的勇气。获得毛平反，并当即留用身边的殊荣后，毛还说小丽是「红娘」，是「鹊雀」。鹊雀搭桥，使小孟走过这座小桥，来到了毛泽东的身旁。﹙四十四页﹚说穿了，就是把自己比作牛郎，把孟锦云比作了织女﹔或者是把自己比作张生，把孟锦云比作了莺莺。毛泽东一连用两个典，来表达对牵线人的感激之情，这两个典都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可见孟锦云还不是一般的陪睡，而是已经睡出了「很深的感情」。
有一次，孟锦云对张玉凤说﹕
「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
张果真把孟的想法告诉了毛﹕「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一二三页﹚
孟锦云想要小孩，如果不是想要一个毛的孩子，干嘛要张玉凤跟主席替她说说﹖她要跟丈夫生孩子，与毛泽东和张玉凤何干﹖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小孟想请个假，回去与丈夫同房。但这样理解显得牵强。当毛的贴身护士虽不自由，并不是连跟丈夫同房的机会都没有的，除非你不想同房。
毛的回答也有意思，明显是不想跟孟生孩子。其时孟锦云才二十七、八岁，毛却已力不从心，李志绥也早告诉他无法再生育的实情，所以才有「等我死了，她再跟她丈夫去生吧」的潜台词。
到底谁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是张玉凤还是孟锦云﹖其实是无关紧要，也无从考据的。而且「最后一个女人」的意思，也本来含混不清。是指最后一个跟毛泽东睡过觉的女人，还是指毛泽东最后发展成「女友」的女人﹖看叙述者力图表明的意思，应该是指具有女友身份、最后一个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女人。
某春日，毛泽东到户外蹒跚走了一圈，半开玩笑地说﹕
「张姐，孟夫子，你们二位是我的左膀右臂噢。」
他没有说错。一个左右了苍茫大地沉浮的人，一个「扭转了乾坤」的人，最后就剩下这两个年轻女子，扶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