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１８９８年生，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１９６６年８月失去权位，１９６７年在中共报纸上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宣布刘少奇已在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死亡。
１、百姓之死与高官之死
“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没有被北京封锁之前，笔者曾经收到两位读者的来信。他们硕，“网上纪念园”展示了大批身为普通人的文革受难者，他们的名字和悲惨遭遇，三十年来媒体从未提起，现在网站上被明确记录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时，他们也问，为什幺这个网站没有列出身居权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个就是刘少奇，还有陶铸等人。
确实，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陶铸则在刘少奇失去权位的同时上升为第四号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后悲惨地死去。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所记录的受难者，一般来说，都是普通人，不在权力阶层中居于要职，这些普通人在文革后虽然得到“平反”，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从来不能在媒体上被公布和记录。
百姓之死的被隐瞒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图景因此而改变。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长期不被记载，文革的罪恶在历史记载中因此变得轻浅。在笔者看来，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图景的中心，因此笔者在过去十多年中，尽力查访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刘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难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广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自己怎么看待他的遭遇，却成为极难澄清的事实。在民主制度的国家，获选而上台的领导人，广被人们所了解，他们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隐私权。在没有选举制的国家，情况恰恰相反——最高权力圈子始终是神秘的，领导人物绝对不被大众所了解。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为了保持未获人民批准的权力。这种神秘性有助于强化那种权威。最高权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选举的，也不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他们需要跟人民保持距离。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给普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斗争”、折磨、甚至杀戮；但是刘少奇和陶铸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物，却一直被另行监禁，是放在当时最高权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说，高层权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与他们“斗争”的“群众”隔绝开来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数十万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中南外举行了一个月的“揪刘”行动，这一行动得到文革高层领导人的鼓励支持，却始终没有让这些“造反派”见到刘少奇本人。刘少奇只被交给他身边的中南海造反派“批斗”，这是有纪录片为证的。
至今，中国政府仍然不公开文革档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关的档案都不准人们阅读，更遑论高层领导人，如刘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学的退休历史教授范斯莱克，在他的中国历史课上曾经讲到，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份。
这是一个形像的比喻：“我们只看得到一些脚的移动”。
２、一个被删去的细节：瘫痪后被绑在床上的最后六个月
在毛泽东死去四年以后、刘少奇死去１１年以后，１９８０年春天，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同时，在官方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刘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绩的文章。
就在那期间，一位老作家和老共产党员，告诉笔者一件事情：由于一篇和她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去访问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们在延安时代就认识。在胡的办公室里，她偶然听到了这位总编辑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电话上的谈话。
她说，胡绩伟和王光美在谈修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刘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写到，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以后，瘫痪了，还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人民日报》要删去写进文章中的这一细节，胡在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像”。
这位老作家对笔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她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已经瘫痪了，不能走了，还要绑在床上，还是党的副主席，真是不像话。她说，她为这个党感到羞耻。
其实，报纸删去这个细节，也是应该感到羞耻的。
笔者查阅了１９８０年给刘少奇平反前后的《人民日报》，果然没有读到任何文章中谈及刘少奇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的。这一个细节，已经被删除了。
在同年年底发表的刘少奇的儿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工人日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８日）中，也没有提到绑在床上的这个细节。
但是，六年以后，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高皋、严家其所着《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７８页）。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开出售。两位作者在１９８９年流亡国外。笔者曾经询问他们上述引文资料来源。他们说一定有出处，只是写作此书的材料都留在北京无从查找。
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文革档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也有这个细节（２８６页）。这本晚出的书里保留了这个细节，显然因为不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么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经过去多年，刘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审查者未再注意这样的细节。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刘少奇是否被绑在床上，相比于他被迫害至死，似乎仅仅是个细节问题罢了。
但是，《人民日报》删除这个细节，在保卫“党的形像”方面，确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个已经瘫痪的人绑在床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唯一的解释，是故意的残忍，是虐待！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别的细节，也相当可怕。其中一个是，１９６７年９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中共其它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也住在中南海。在那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禁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象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Ｄ８６０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文革十年史》中写道：（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１８１－１８２页）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医生，比一般人对疾病更有知识。
连夜筑墙禁闭、禁止糖尿病用药，也是很残酷的手段，但残酷程度，都没有把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那么直观、具体，一听就懂。所以，《人民日报》首先删除这个细节，因为这确实是最为阴森可怕的一个细节。可以说他们“删”得非常符合他们的用意。
《人民日报》在１９７８年以后的否定文革的过程中起了正面的推进作用。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他们能公开地发表声音，绝大多数人民只有沉默。但是《人民日报》依然投鼠忌器。而且，在多年刊登满篇谎言之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删改大惊小怪。
这只是笔者极偶然听到的一个情节。
作为红墙外的老百姓，应该问，还有什么被删节了？还有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下来？
实际上，不会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这种对历史事实删节和对文革罪恶的删节，继续在进行。
３、解释刘少奇之死
从官方媒体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的最后经历大致如下：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变成了第八号。不久以后，学生“造反派”贴出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１９６７年１月，刘少奇在中南海里面被“斗”，刘的专用电话被拆除。４月，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３０万人“斗争”。刘少奇则被《人民日报》不指名地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７月，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墙外“揪刘”一个多月。８月，刘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会“斗争”并且被殴打。９月，刘的妻子被逮捕关进监狱，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刘被新筑的高墙禁闭在原住处。
１９６８年夏，刘少奇病重。１０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刘少奇处在随时可能死亡的病危状态，被送到河南开封，放在开封政府的大院内，继续监禁。１１月１３日，刘少奇死亡。
７年以后，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死亡，毛死后又过了三年半，刘少奇得到了“平反”。他的罪状，也都一风吹了。
人民不准询问：这一切是到底为了什幺？中国官方很快就有一套关于文革和刘少奇之死的理论：主要责任在林彪四人帮，不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接着，在１９８０年新发行一百元钞票上，印上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四个侧面头像。有人觉得这种排列很奇怪，为什幺周恩来在刘少奇之前？文革以前周排在刘后面的，也有人说，周在林彪死后，也是第二号人物，和刘一样。其实，这也是一般人无可置喙的，人们不过议论议论罢了。在没有电脑互联网以前，普通人不可能用书面文字讨论这样的问题，只在口头谈谈而已。
官方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称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钞票上，他们四个人紧紧相依，亲密无间，好像阴谋、迫害和谋杀，从来没有在他们之间发生过。
有一本名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巨型画册，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编辑者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其中有“刘少奇生平大事年表”一章，关于刘少奇在１９６７年，只有一句话：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８，２８５页）
已经１９８８年了，还在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这样的谎言，为毛泽东的责任开脱。这是为了什么？
如上所述，打倒刘少奇，是一个长期策划运作，并且不惜发动全国性运动乃至内战的一个过程。从刘少奇失去第二号人物的位子到他死亡，其间有三年多的时间，全国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高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那几天毛泽东不在北京，就能说明这一切不是毛泽东策划的吗？
何况，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在中南海举行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斗争会”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叫李乘专机飞到杭州来见他，面陈在中南海的批斗会情景（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ｉｆｅｏｆ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Ｍａｏ，４８９—４９１）。那天的“斗争会”拍了纪录电影。那记录电影从未公开放映过，当时摄制的目的显然只供最高领导人观看的。至于那天对刘少奇的暴力攻击，低头弯腰，殴打，都是当时所有“斗争会”的程序，已经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后，刘少奇开始被单独监禁，直至死亡。
到了１９９９年，新版的一百元钞票又改变成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头像了。也许岁月流逝，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了，何必还要提这个人，以及可能因此引起对文革的记忆和疑问呢？毛泽东一个人足以象征、代表权威。
历史如果不被纪录，不被分析，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退色、消失，或者被歪曲成另一幅图景。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淡化，谎言反复讲述，不同声音被禁止，对刘少奇的官方解释，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４、中国古代君臣相害的延续，还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版本？
刘少奇一案，是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残酷斗争，应该怎样解释？
一种思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专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谋害、杀戮的血腥史实，是大量的，特别是在新朝代初创的年代。
春秋时代，吴王杀伍子胥，越王杀文仲，都是例子，成语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对皇帝立有大功的大臣，后来被杀的，可以数出一长串。秦代有李斯，汉代有韩信，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害死了从小一起放牛的大将军徐达，处死了宰相胡惟庸，并且从此取消了宰相制度。太平天国一在南京建都，称“万岁”的洪秀全就杀了“九千岁”杨秀清。
这是军事杀戮、获取政权以后的又一次杀戮，可以称为“第二次杀戮”，是杀戮内部高层领导，最高领袖的战友。与土匪的内部火并有所不同，这些杀戮是通过某些司法程序的，如审讯和判刑，对被杀戮者，也都诉诸文字的罪状罗列，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些理由和根据，尽管理由和根据，实际上都可能是伪造的。
司马迁《史记》的《李斯列传》载：“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尚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他到秦国，辅佐秦始皇攻打吞并天下，被任命为丞相。之后他又建议焚书坑儒。秦始皇死后，他帮助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夺得皇位。两年后，李斯以叛变罪被判决死刑。“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司马迁记载了李斯被杀前说的话。我们不知道司马迁怎么了解到李斯关于带狗打兔子的临终谈话。不过李斯是当众被处死的，所以有这种可能性。刘少奇死前说过什么，至今没有任何报导。这是很奇怪的。现在官方报导的刘少奇最后的话，就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由他的妻子王光美在文革后给他平反时说出来的。他们被强制分开，直至刘少奇死亡，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他在最后的两年里说过些什么，从来没有见到任何记载。显然，他所受到的监禁非常严密，没有同情者可以接近。在这方面，文革也比暴秦还要残忍。
在二十世纪，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血腥杀戮，发生在苏联、中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内部。斯大林是这方面的鼻祖。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和“肃反”中残酷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而且，最高权力圈子“政治局”中，除他本人之外的其它六个成员，都被他清洗了，不是被迫自杀，就是被刺杀，或者被判处死刑。这六个成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
１９３７年布哈林被投进监狱。１９３８年２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布哈林在审判中承认了某些被指控的罪行。他被判处死刑，在１９３８年１４日被枪决。有人分析，布哈林承认有的罪行，是因为他的小儿子才两岁，为了保护家人，他不得不这样做。也有人说，那是布哈林上了斯大林的当，以为合作认罪可能保全性命，他帮助斯大林制造谎言，但是仍然被处死。
１９６７年刘少奇被禁闭在中南海的时候，他的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刘少奇分别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和１９６７年７月作了两次“检讨”。他没有对抗文革，但仍不能免除他被“打倒”。
斯大林的另一个手法，是起用某个人来清洗别人，然后再起用另一个人，把这个人打下去。在最高圈子里，他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斯大林先与布哈林联合行动清洗了托洛茨基，然后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然后是布哈林自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目也如此数度替换：先是雅戈达，然后杀了雅戈达任用叶若夫，又杀了叶若夫任命贝利亚。
中国的情况相似。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到５月２８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５１６通知”，清洗了高层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李雪峰在１９９８年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中写道：
“５月１１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来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李雪峰在彭真被“打倒”后接任彭的北京市领导人的职务。原文发表于《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四期。收入《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７－３８页）
在刘少奇主持的把彭真清洗出去的会上，彭真表白他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结果无济于事。而且，一年以后，轮到刘少奇来做这样的辩白了。
据刘少奇的子女说，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非常气愤，对他的儿女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见上引《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刘少奇在１９４５年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抬高毛泽东的权力地位有大功劳。但是，取代他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１９６０年代发明了一大套关于毛泽东的辞令和生活仪式以及规则，比如“四个伟大”、“顶峰”、“万寿无疆”、“天天读”、挥舞小红书、到处建立毛泽东的巨型塑像，到处张贴毛泽东语录，等等。彭真和刘少奇在这一方面要跟林彪竞争，显然是劣势。
林彪红极一时，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共产党党章里写进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过他在其位只有５年，然后遭到毛泽东的废黜，１９７１年９月逃离中国死于外蒙。
重要的是，尽管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权力圈子中谄媚最高统治者的竞争，显然已被证明会给竞争者带来灾难，但他们却依然竭尽全力。
这样的历史让人惊异：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若不在１９７６年死亡，一轮一轮的清洗还会继续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这种恐怖。苏联也如此，斯大林死亡后，最为积极执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贝利亚被处死，此后政治局委员们不再被杀戮。
这是偶然的相似吗？
不过也不尽然仅仅是相似。中国的皇帝虽然杀戮“功臣”，却并不曾也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动员全国上下，包括老人和孩子都来挥拳高呼“打倒刘少奇”。斯大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
５、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对文革不但作整体性控制，也做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亲自撰写“５１６通知”这样的文革纲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提拔无限吹捧他的林彪当“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打倒刘邓陶”、支持所谓“一月夺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对文革的总体性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显然对指导细节也相当有兴趣。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有文法错误，但基本意思是相当清楚的。
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就结束于此。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１９７２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３，１８０页）说：
“１９７４年７月３１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张清林是林彪夫妇生前为其女儿选好的“对象”。这段批示也显示毛泽东亲自控制林的女儿与其对象来往这样的细节。那时候林彪已经死了三年。
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为禁闭
刘少奇而连夜筑墙、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
还有一个例子。１９６６年７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遭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皮带抽打、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指被反剪双手弯腰低头被斗的姿势）。８月１７日，毛泽东的指示被传达：“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指离开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死。”（见《北京大学纪事》，６５１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张承先文革后发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张承先地位没有刘、林那么高，是一个省部级干部。
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上述几例，仅仅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删节过了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大量更多的阴暗恐怖的细节，则由于明显有损于毛泽东或者共产党的形像，而始终被掩盖着，或以某种手段永远抹掉了。
对迫害过程中细节的这种关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风格。这种关注的后面是一种对迫害过程的欣赏，他不仅欣赏对从普通人直到他的战友、辅臣的生杀予夺，也欣赏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丝丝痛苦。
这种施用权力于他人并欣赏对方的痛苦的心理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并不奇怪。但是，在常规情形下，残害、施暴于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约并制裁的。在中国的专制底下，毛泽东有无上的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任何人能制约他，他内心的残忍恶劣的愿望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文革更是给这种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极大机会。
毛泽东年轻时代就崇尚不受制约、为所欲为的哲学。１９７０年，他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不懂这句歇后语的意思，理解为毛泽东觉得自己像一个孤独的云游世界的和尚。）后来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法庭上还傲慢地引用毛泽东的这句话。
“无法无天”，就是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受制于道德。传统中国人相信，每天行为是善是恶，都在“天”的监察之下，对“天”的畏惧使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奉行“无法无天”的哲学，那么就没有任何恶行是不敢做的了。毛泽东向往并实施“无法无天”，也许正是传统在中国崩解的一个明显例证。他用“无法无天”所作的自白，提供了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１年，毛泽东不但害死了无数普通的中国人，也把他身旁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整死”，他却从来没有感到惊恐、负疚或罪恶感。这种自觉追求的“无法无天”哲学该是他支柱之一。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描写那些以迫害人为职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时，有一段议论，他说，弗洛伊德把人的基本欲望归结为饮食和性是不够的，应该加上一项：权力。他引述了托尔斯泰是怎样描写当一个人对自己面前的另一个人有生杀大权时的那种快乐，这也就是那些“肃反”人员所得到的快乐。
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只写了短短的一页。他并没有试图建立新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理论。不过，不但苏联的故事可以给他的说法提供大量证据，中国文革的故事也可以为其提供大量证据。仅本文提及的几例毛泽东很琐碎的批示便显示，对毛来说，生杀予夺是相当有乐趣的事情。
６、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１９６６年８月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一下子跌到第八的时候，他被指责为派出“工作组”，压制了学生运动，阻碍了文革。这种说法当时占有绝对强势。由于没有清算文革历史，这种说法在文革以后还有相当影响。
刘少奇子女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还在强调，派工作组到大学中学的决定是刘少奇请示毛泽东以后作的。刘少奇的子女要说明，对刘少奇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刘少奇没有自作主张去作毛泽东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在为其父辩解时所用的逻辑是，如果派工作组是毛泽东同意了的，就不是刘的错。他们不把法律和道德当作评判事情的准则。
事实上，如果承认文革是罪恶，那么对刘少奇以及继任他的位置的林彪来说，他们的主要罪责应是他们在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时，都充当了毛泽东推动文革的第一号助手，也就是第一号帮凶。
事实非常清楚，派工作组就是为了发动对教员和学校领导人的攻击。若仅仅是为了“压制学生运动”，依靠原来的学校领导人足矣。１９５７年，大学领导人把大批学生划成“右派分子”并对他们实行严厉处罚和迫害，非常顺手，毫不困难。
上文已经说到，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制定“５１６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派工作组到大学和中学，就是为了贯彻“５１６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夺权”。
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幺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１７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
北京的中学在６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
“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１７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
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在笔者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不但在北京，连遥远的云南边疆思茅专区，交通落后，学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学教员都翻山越岭召集起来，集中居住，不准回家，命令他们“交代问题”。
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派进工作组的。工作组６月初进校后，立即“揪”出了一大批人“批判”“斗争”，很快发生了教员自杀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未经工作组允许的殴打“黑帮”的暴力事件，后被称为“６１８事件”。那一天，在全校范围内，一些学生和工人“斗争”了几十个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把他们拉到高台上下跪，撕破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戴高帽子，把厕所的污物篓子扣在他们头上，对他们拳打脚踢，等等。
笔者访问过“６１８事件”的受害者胡寿文老师，他那时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他说，几个学生冲到他前面，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拖了他就走。胡寿文那时３５岁，腿脚还很灵便，但他跟不上学生的移动速度，跌倒在地，那几个学生并不因此止步，继续拖他，绳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寿文不能喘气，几乎昏死过去，他滚爬中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才稍微松弛一点绳子的紧勒，没被勒死。
虽然那天被暴力“斗争”的人，也都是工作组的攻击对象，但是北大工作组不允许不经过他们批准的“批斗”行动。工作组为此写了第九号简报，报告他们如何制止这种现象。刘少奇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并且写下批语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个批语表明，刘少奇不反对“斗”，但反对“乱斗”。
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宣布“６１８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错了。紧接着，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编号是中发〔６６〕３９２号）撤销载有刘少奇上述批语的文件。
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立即从北京大学兴起并迅速发展到全国。“６１８事件”被使用过的暴力手段被广泛运用并且大大强化。前一阶段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首先遭到残酷虐待和拷打。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８月下旬，暴力迫害发展到北京每天有三位数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尸体堆积在火葬场来不及焚烧。这是文革中最血腥的阶段之一，这是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残酷事件。
刘少奇也在此时失去了他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事情的发展过程很清楚：发动暴力迫害和罢黜刘少奇，是同时发生的。
刘少奇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计划。他积极推行“５１６通知”，甚至亲自组织北师大一附中“斗”校长刘超，他只是反对北大“６１８事件”，反对“乱斗”。当他因工作组之事被毛泽东指责之后，他很快作了自我检讨，他没有表示异议——至少我们至今看不到这样的史料。
刘少奇平反后发表的文章里，描写了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斗争”后押回办公室时，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示抗议。
这一抗议似乎义正词严，场面也够戏剧性，但读者们却会质疑：这时候刘少奇想到宪法了，他早干什么去了？在此之前，多少违反宪法的事情都发生了，他是国家主席，他说了什么？难道刘少奇真的以为，那部宪法并不需要实行，而是要等到他这个国家主席失去自由了，才需要实行？
老百姓并不糊涂。不过，这种质疑不会被发表在报纸的“读者来信”里。
７、“揪刘”的“造反派”的下场
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月，在中南海的红墙外面，发生了当时称作“揪刘行动”。以大学生的“革命造反组织”为首，据说有二十万“革命群众”，驻扎在中南海墙外，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发起这一行动的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他们甚至举行了“绝食”行动以制造轰动效果（假的）。
当时的场景是颇为壮观的。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锣鼓喧天，口号声歌声不断。贴在红墙上的大标语一张纸只写一个字。刚成立不久的新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学生提供大量纸张印刷报纸和传单。全市各个单位的“造反派”都前来支持。大卡车从郊区的大学校园运来食品、宣传品和广播器材。学生组织的报纸上还留下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篇纪实文章，题目叫做“三十一天慨而慷”。（这是从毛泽东的诗句“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来的。）
三十一天慷慨激烈的“揪刘”行动，学生们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和他们在红墙外的行动配合，红墙内对刘少奇的“斗争”残酷程度在升级。但是学生只得到了刘少奇的书面检讨，始终连刘少奇的面也没有见到，也未有机会进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１９７０年，在新一轮“清查５１６运动”中，１９６７年的“揪刘”变成了“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
“清查５１６运动”的逻辑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已经被“打倒”，戚本禹曾经出面直接支持“揪刘”，学生领袖在“揪刘”中和他接触，所以就是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在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正式“报告”中，一方面继续把刘少奇称作“刘贼”，另一方面，对组织“揪刘”的学生，作结论为“以‘揪刘’为幌子，用‘绝食’手段，造舆论，拉队伍，搞暴乱事件，以反总理为目标，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夺权。”（北京建工学院调查组，１９７１年２月２５日，油印打字稿）
一批“揪刘”的积极分子被“隔离审查”和“斗争”，被强迫“交待问题”和“认罪”。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机电系二年级的女学生董临平上吊自杀。她２０刚出头。她是该校“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八一战斗团”的头头之一。
文革的沉重铁轮可以碾死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以及曾经攻击刘少奇有功的２０岁的年轻大学生。
董临平的死亡，其实和刘少奇的死亡有内在联系。一个有权力的人，在整个社会奉行非正义的时候，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而如果他未曾试图制止非正义，则他只是他自己的祭品。
刘少奇文革中最后岁月 批斗会与妻子生离死别
ht连载：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出版社： 作者：
tp://book.sina.com.cn 2007年04月18日 15:52 新浪读书
除了作检讨外，刘少奇逐渐远离了决策层，但并没有远离“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林彪在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历史问题。
他们的历史开始被污蔑，被不知情的人们怀疑。
针对刘少奇的“革命活动”也很快逐步升级。1966年12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受张春桥授意首先公开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公开贴标语，撒传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12月18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门的人开会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交代了工作任务、方法、领导关系等。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没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组成立！该专案组前后共有几批，始称“中央办公厅丙组”，后更名为“504组”，人员变动很大。在江青、谢富治的直接领导和指使下，专案组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炮制假材料、搜集诬证、假证，以诬蔑、攻击刘少奇的历史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设下刘少奇女儿平平遭车祸的圈套欺骗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并把她扣押。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红色造反团”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刘少奇在这种逆境中，所想的仍然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对人民有着深切的感情。
在一次批斗会前，刘少奇跟子女们说：“将来我死了，骨灰交给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个无产者，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你们记住，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刘少奇鼓励子女们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
刘少奇默默地看着家人，想到因自己而受牵连，不禁有些激动：“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就这样，刘少奇向家人交代了身后事，平静地接受着“人民的误解”的“最大的痛苦”。
随着报章连篇累牍地攻击刘少奇、丑化刘少奇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刘少奇受到的攻击更加变本加厉。4月1日，各大报纸刊登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散布刘少奇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极尽诬蔑之能事，用八个为什么肆意攻击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批斗进一步升级。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王光美接到消息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刘少奇深知与家人过正常生活的时日无多，默默地望了王光美许久，静静地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晚上，刘少奇、王光美被拉去批斗，此后被分别看管。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组织了对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等的批斗。
疯狂的人群拥挤着，人们挥舞着“红宝书”，“打倒”声此起彼伏。刘少奇已是68岁的高龄，暴徒们扭着刘少奇的双臂，坐“喷气式”，揪着刘少奇斑白的头发，逼他喊打倒其他老干部的口号。刘少奇紧闭双唇，就是不喊。造反派立即施以拳打脚踢，厉声质问：“你为什么不喊口号？”
刘少奇顽强地昂起被按住的头，坚定地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刘少奇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滚落，饱经风霜的脸庞因内心的愤怒而抽搐着、扭动着。被强行拉来陪斗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受折磨，鼻青脸肿，坐在家门口的小小看到父母亲挨打，非常害怕，“哇”地号啕大哭。源源见状忙挣脱人群去照顾小小，被造反派拦住，“你要干什么？”源源怒目圆睁，强抑悲愤，“你没看到一个小孩子被吓哭了吗？”
刘少奇和王光美被殴打着，被拥挤着，渐渐近了。突然王光美挣脱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扑上去抓住刘少奇的双手。刘少奇也紧紧握住王光美的双手，不顾造反派的拳打脚踢，相互凝视着，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能够互相看到对方，传递心声的日子越来越少了。造反派凶神恶煞般掰开了他们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拉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哪怕是多一会儿也好啊！这是生离死别啊！
1967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委会议决定把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材料转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并指定康生分管。这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开始制造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此时，刘少奇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甚至给毛泽东的申诉信也给扣押，多次提出辞职无人理会。刘少奇问题的处理大权完全被林彪、江青、康生掌握。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专案组报告上批示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同志。”
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少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头。刘少奇独自一人被关押在福禄居前院，并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经不在福禄居了。
随着专案组进一步的所谓“调查”、“取证”，有关刘少奇的假材料拼凑了三大本。江青指定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一个要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审查报告。
1968年10月17日，江青一伙蓄意炮制的所谓《审查报告》定稿，集谣言诬蔑、恶毒攻击、虚假蒙蔽之大成，准备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最不正常的会议：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就占总数的52%。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去十一届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仅有40人参加这次会议，还不过半数。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中直机关的人员等即达74人，占会议总人数的57%多。
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从而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但就在这种氛围中，中央委员陈少敏拒不同意所谓的《审查报告》，在表决时拒不举手。
但是，早就被单独关押的刘少奇根本不知道强加给他的这一系列莫须有的所谓“罪名”，更不知道他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为党奋斗了终生、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奋斗了终生的刘少奇，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刘少奇以沉默反抗对他的种种诬蔑和恶毒攻击。在心力交瘁之下，刘少奇，这位已经70岁高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自1968年初开始，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4月上旬，刘少奇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小步态等症状。7月上旬，刘少奇开始在慢性支气管炎基础上发生支气管肺炎。7月11日至14日病情转重，经抢救脱险，但以后又多次发作，到10月共发生较大反复5次。10月9日后，刘少奇已经完全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10月14日，刘少奇的《病情报告》记录说：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极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确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而且，九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使林彪、江青一伙攫取了更大的权力，林彪被选为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继续被单独看管，对这些一无所知。7月5日，刘少奇支气管炎发作，发烧，咳嗽，呼吸加快，两肺湿音明显增多，心率加快。此时的《病情报告》说：“因他年龄较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
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不能活动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省开封市，秘密监禁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同和裕银号”旧址的小屋内。由于长途转运，加之长期以来医疗条件跟不上，到开封后医疗条件更差，林彪、江青一伙又拒绝调拨必需药物，刘少奇病情进一步加重并迅速恶化。10月24日、31日、11月10日，三次病危。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在到达开封后的第27天，刘少奇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逝世。没有家人在身边：王光美被监禁，子女不知所往；家人也不知道刘少奇身在何处，情况如何。就这样，一代伟人默默地冤逝。
刘少奇逝世后，遗体当夜即被火化，骨灰被秘密存放在开封。在火葬申请单上，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冒用了“刘源”的名字，死者姓名则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刘少奇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刘卫黄”。
刘少奇在痛苦中彷徨，在痛苦中挣扎，在痛苦中走向了“凤凰涅磐”。
文章摘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刘少奇文革致祸核心
发表日期：2007年12月6日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构成刘少奇冤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他在1949年的“天津讲话”，即他的“剥削有功”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49年，中国的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26.3%，国营零售商业1950年也只占23.2%，作为长期从事白区城市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认为当时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中国人的需要。
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
1949年1月，中共五大书记住在北京香山，刘少奇住在离双清别墅不远的来青轩。一天晚上散步，毛泽东来到刘少奇住处，对刘少奇说：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
毛泽东要刘少奇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他写信汇报了天津工商界不稳定，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要到天津去，刘少奇想到王光美的父母亲都在北平，可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津方面的初步情况。
刘少奇来到王家，与王光英交谈此事。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工商界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共产”，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半月之后，刘少奇到天津，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天津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人口200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刘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确：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为此，刘少奇偕同龚饮冰、卢绪章、张文松、正光美、吴振英等，匆匆赶往天津。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戏在5月2日。他邀请天津工商界李烛尘、周叔韬、宋斐卿等128人座谈。这也是“天津讲活”的主体部分。会上，工商界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刘少奇听完他们的讲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白己决定。
工商界表示，他们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呼“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到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说道：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
刘少奇进而说道，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使中共在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离开天津后，他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老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工商业者打消了顾虑，企业关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前一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刘少奇结束天津之行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得到了中共的肯定。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由于刘少奇批评了东北局，而自称“东北王”的高岗感觉自己是陕甘宁的正宗革命派，而且后来位尊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哪服得了第二副主席刘少奇向他公开提出批评。他于是把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摘抄下来，抓住个别言辞不妥的“小辫子”，广为散发，企图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
1952年，高岗调入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谓实权在握，炙手可热，但他不愿意位居刘少奇之下，又把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翻了出来，利用自己把持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指桑骂槐，以批判薄一波在税收工作的失误为名，掀起了倒刘。之后，高岗又南下杭州、广州游说，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欲掀倒刘少奇。
虽然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批判了高岗的做法。但刘少奇依然没有逃脱因言致祸的命运。“文革”中，“天津讲话”让刘少奇罹祸，造反派给刘少奇的“定性”是“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了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在刘少70岁生日的前一个月，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在他71岁生日差12日含冤离世！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后来却矛盾重重。以致毛泽东后来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回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毛泽东选刘少奇为接班人的原因
刘少奇从一个工人运动领袖坐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也有其理由。第一，工人运动出身奠定“阶级”基础。
1937年的刘少奇
刘少奇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刘少奇学成归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指挥安源路矿大罢工，其过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只有历史中人才真正知道它对于中国革命的丰功，对于中国革命的至伟。安源大罢工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的纪录：组织了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创建了第一座设施完整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图书馆以及马列主义党校，试办了第一所供销合作社，成立了第一支建制正规的工人武装力量（工人矿警队）……还有，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员1/3在安源，党员200余人，团员433人；以安源为基地，支持与推动了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以及遥远的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阶级的造反行动；安源的骨干分子最后还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比如那个矿警队就连锅端给了毛泽东。毫不夸张地讲，安源恰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战士的摇篮。
第二，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刘少奇不仅几乎都参加了，并提出一整套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和工会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共建政后，刘少奇又提出了新的理论。1951年所写的《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新中国工会的基本任务，第一次提出国营工厂内部存在着“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1964年提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并存，成为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先声。刘少奇在中共建设方面的贡献也十分突出，论著众多，为大家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是《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这三篇。
第三，刘少奇促使“毛泽东思想”成中共指导思想。
《刘少奇年谱》记载，刘少奇在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曾时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
刘少奇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后，又开始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努力！刘少奇首先根据中央政治局1941年“九月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和理论贡献。
1943年7月，中共诞生22周年。刘少奇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该文不仅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而且理论性很强。文章颂扬毛泽东“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据《刘少奇选集》记载，刘少奇指出，新党章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
虽然刘源、王光美等人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里说：“那种认为刘少奇“突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的原因，是由于他发明、创造、鼓吹了‘毛泽东思想’，取悦了党的最高领袖，这完全是一种对中共党史知之甚少，又持市侩哲学的庸人猜度。”但不可否认，刘少奇的确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些贡献也将其推到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
毛泽东退居二线 感觉被架空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倍感被刘邓架空，对一线的领导体制产生强烈不满。
毛泽东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
紧接着，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了直接冲突。“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七千人大会”统一了中共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也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和5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事关重大，要请在武汉的毛泽东做决定。刘少奇叫田家英请毛泽东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泽东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立即约毛泽东，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同意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亦感觉毛泽东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据《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中共在1964年开展了一场四清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激化。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刘少奇与四清运动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中共面临着建政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中共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四清工作队也称社教队。
中共中央1963年2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著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会议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争论起来。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林小波的《“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记载，毛泽东则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
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意味着“四不清”干部都得成为敌人。
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据刘源、何家栋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当时刘少奇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张被造反派批斗殴打致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殴打至死的正部级官员。）
刘少奇不敢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倒了。
毛泽东生日宴：有人搞独立王国
应该说，12月20日的常委扩大会议，气氛还较为缓和，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坚持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不满。在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逐渐加重了对刘少奇批评的分量，发言的气氛也与20日的常委会大不相同。
《“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记载，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生日。应该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他却提出要请大家吃饭，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举行，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出席宴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的一些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四十多人。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话决不是批评李富春的。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毛泽东的话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儿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毛泽东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场
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大会，毛泽东主持。陈伯达发言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毛泽东插话说：“清朝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陈伯达讲：“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外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这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把矛盾的性质说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就有了纲啦。”毛泽东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还讲：“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12月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到会作了长篇讲话。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薄一波和安子文还对刘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也记载，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毛泽东说：“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如果还有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中间讲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后来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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