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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4年，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中美两国关系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切实的观点，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看得非常严重。刘少奇在会上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便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林小波的《“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记载，6月至8月，刘少奇南下视察。在视察座谈时，刘少奇提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干部不蹲点，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等。他指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泽东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比如说，你（谢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写了报告？毛泽东批了这个报告。我调查了，只住了7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刘少奇的说法使毛泽东十分不满。1964年9月12日，当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并要求毛泽东对财经工作挂帅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少奇同志挂帅。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比如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点，说过去蹲点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时妥协，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他强的地方。”毛泽东在12月26日过生日时还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此后，刘少奇又一次触怒了毛泽东。8月1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讲：“过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绩的，我看主要是起了刹住歪风的作用，也起了推动生产的好的影响。但是，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据我的估计，‘四清’、‘五反’，多数单位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没有搞开，没有入门。这就是说，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不是打了胜仗。”
8月6日，刘少奇在湖北党内负责干部会上指出：“据我的估计，恐怕你们过去搞的这一些，大部分是不彻底的，还有一些根本没有搞开。是不是大部分不彻底或者走了过场，滑过去了？其它几省没有一个像样的社教经验总结。”
刘少奇的这些发言让毛泽东很难接受。1965年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这个工作可能还达不到三七开。讲整个历史，经常犯错误的，比如打仗，有些打败仗。土地问题，花了十年时间是逐步认识的，开始写了几条，不完全，那叫缺点，不认识呦。一个历史结论往往要几十年才能总结。”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不满。1964年7月14日至18日，刘少奇到南京视察“四清”运动，对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不蹲点十分不满，并发了脾气。
在8月底召开的有六个大区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上，刘少奇专门找江渭清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的讲话，并严厉地责问江：“为什么不学习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
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向刘少奇写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9月30日，刘少奇给江渭清写了回信，继续批评江的错误，并指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
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这封信批示：“你的信写得很好”，“觉得实在好”。但随后，毛泽东又改变态度。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华东地区包括魏文伯、谭启龙、江华等人都到会，并未通知江渭清参加，但会议开始后，毛泽东通知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找江渭清谈话，问江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回答说：“开始不检讨，少奇同志给我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并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的意见是错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重不满，也使“四清”运动变得复杂起来。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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