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头马车”的历史考察

严家祺／“三头马车”政治，并不是普遍现象，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现象，这是一种在“共和”名义下的“寡头政治”

中国的“前三头”和“后三头”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转变。高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一书以三人为主线，系统叙述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分歧和冲突，是一部“后文革时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史。

在1949年后中国历史上，“文化大革命”前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是多头共治的政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是“前三头”，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是“后三头”。“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大大削弱，毛泽东成了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主宰者。八十年代末，邓胡赵“三头马车”的崩解，使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主宰者。

“三头马车”时代，中国的最高权力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或加上政治老人共同掌握的，这是一种“多头政治”或“寡头政治”。“多头政治”往往有三人的权力比较突出，形成“三头马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杨尚昆、王震都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胡耀邦、赵紫阳的上台和下台、江泽民内定为新总书记人选，政治老人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十年代，邓小平保持最高权力，主要依靠四个因素：一是他担任军委主席的权力；二是胡耀邦、赵紫阳任职来源于他的提名和支持；三是改革开放政策符合“文化革命”后中国变革的需要；四是他在左派势力和自由化势力之间玩弄政治平衡。邓小平的“两手政策”是，当左派势力抬头时，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抑制左派势力；当自由化势力扩张时，挥舞“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打击自由化知识份子和胡耀邦、赵紫阳这些对“自由化”宽容的政治力量。

“三头马车”崩解的后果

“六[过滤词]”镇压和赵紫阳下台，“三头马车”崩解。“六[过滤词]”镇压，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除了赵紫阳外，胡启立、万里和很多领导人，包括张爱萍等将领都不赞成戒严和动用军队镇压。就是赞成戒严的人，许多人都不赞同用坦克和机枪清场。在这种情况下，收拾“六[过滤词]”后中国政治的残局就落到了邓小平一人身上。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决心从根本上抛弃“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理念和制度。1992年邓小平南巡，誓言继续“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大规模私有化的道路。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成了中国真正的“太上皇”。

“六[过滤词]”镇压的影响，加速了苏联东欧的变化。在全世界舆论谴责用暴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的面前，东德军队不敢射杀奔向西柏林的逃亡者，在“六[过滤词]”后不到半年，1989年11月9日，逃往西德的人群终于冲破了“柏林墙”。“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二十世纪“马克思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结。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自觉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没有1989年的“六[过滤词]”，就没有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也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早期弊端的恶性爆发。对外开放、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今天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欧美、港台式的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谴责的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

在电脑联网的今天，资本能够以光速在全世界流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已经逐步卷入到全球性金融变幻之中。资本只有一个本性，总是向着报酬率高的地方流动，当资本如潮水地流向中国时，中国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当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出现危机、银行呆帐日益扩展、经济泡沫日益显露时，外资就会如同潮水般地撤离。如果说，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和闭关自守能使中国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话，那么，加入WTO后的中国就难逃资本主义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