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的外国人: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

作者:陈敦德

（加拿大新闻商业网www.newnews.ca 09年5月12日讯）苏联来的代表团差点赶不上开国大典

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欢迎。团长是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政党代表团参加。这个苏联的民间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苏联的代表团刚刚安顿下来，下午就兴奋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或3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这该算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毛泽东和代表团寒暄、问好。毛泽东对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说，我们解放区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也出过你们的作品；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从你们的作品中受到了鼓舞。我们建国后，再印你们的书，就将会印得好一些了。

毛泽东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说：人家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才不这么叫了。人家一直叫“剿匪”，现在也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名字丢得时间并不长。

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国人民劳动大众、中国革命在近百年来所走过的艰苦道路，所坚持的轰轰烈烈、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他说，这是一条坎坷不平、曲曲折折的道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彻底的解放，走了一百多年。中国的劳动人民，革命的进步分子、先驱者，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找到了真正有力的战斗武器———马列主义，吸取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家势力。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所遇到的既有外来侵略者，也有中国统治者。

他还说，20世纪以来世界爆发的革命事件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胜利了，“这只是中国人民在长征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应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不骄傲自满，坚定信心，团结一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将会是较快的。”

他还说，中国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她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都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哲形容说，“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毛泽东建议他们到前线去看看，也许能遇到一两次像样的战役，但特大规模的战役不会有了。

法捷耶夫因工作的关系，要早日回国，未能到前线；西蒙诺夫留了下来，随四野南下到前线。毛泽东亲自做了安排，甚至让他到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前线。西蒙诺夫后来所完成的作品《战斗着的中国》，就是描述他随军南下的所见所闻和体会。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在拍摄开国大典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开国大典的第一项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之时，负责警戒和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门口，频频地进行拍摄。这美国军官虽说离天安门城楼的主会场较远，但离受阅部队很近。受阅解放军部队的战车师、骑兵师、炮兵师、步兵师等都列着整齐的队形一字儿摆开，集结在天安门东面长安街上。正好离东交民巷的美国总领事馆比较接近。

公安人员认为这个美国军官不享有外交官待遇，只是居住在东交民巷的侨民，并没有办理拍摄开国大典的申请，更谈不上得到批准。

对此异常情况怎么办？要不要对其采取行动？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此人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对我党我军有过友好的态度，原来是主张美国政府也要援助中共的史迪威将军的部下。如今参加开国大典的好些高级干部彭真、陈毅等都曾在延安见过这个高个子美国上校军官。

怎么办？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

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就走到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面前，小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能让他随便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聂荣臻就嘱咐有关人员不予置理，但继续观察，看此人往后有没有违规的举动。后来据公安人员报告，包瑞德上校从容地继续拍照，比较守规矩，没有远离美国总领事馆的门口附近。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从天安门正面拍摄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被报刊发表了，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10月1日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天安门正面的毛泽东画像怎么会有一点不同？

这当然是包瑞德无法弄明白的。原来，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到天安门检查的时候，发现城楼正中高悬的毛泽东画像是根据毛泽东自己选定的照片放大而绘制的。这是解放区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张照片。著名画家周令钊在绘制时，在画像的下方二尺余宽的一条白边上写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验收时，觉得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就指示赶快将这几个字涂掉。

这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半天了。画师们奉命赶到现场，拆画框已经来不及了，就临时决定用颜色刷子将下面二尺余宽的白边和题字都涂成中山装的颜色。涂好之后，看了又看，觉得有点欠协调，又在中山装上添画了一个扣子。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的那张照片，就成了很难得的绝版。

苏联摄影师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不慎被火烧了

这是几个麻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人。

他们可以随意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还有一部小吉普协助他们。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广的位置，还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他们的拍摄条件，令在那高台后面颇远的美国总领事馆门前的包瑞德上校都羡慕不已。

指挥部得知他们拍的是彩色影片的电影。当时指挥部里几乎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都觉得很神秘。

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那是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他们的干劲很大，跑上跑下，开国大典那一天，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一直响着连续而均匀的嗒嗒声。他们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个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里。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他们的这些珍贵的底片都堆放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

胶片是易燃品，偏偏开国大典后没几天，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起了火灾！

几十本胶片几乎全烧光化成了烟。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残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这几个年轻人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

天啊！开国大典只能有一次呀……

据说，他们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严厉的斥责与处分。

那个美国武官包瑞德听说他所羡慕的那些胶片全烧了，吃惊地耸了耸肩膀，极为惋惜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自己从延安来的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重拍。周恩来有了教训，这回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人合拍，由总政派出懂艺术的黄镇将军担任顾问，这就是中苏两国合拍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

这部影片获得了斯大林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