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的认识误区及契机

（2009-05-14）

伊铭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频出重拳，好戏连台，似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其干预经济的资源和能力远远超越许多西方国家，凸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势。但是如何运用这种资源和权力，并且避免在刺激经济的同时滋生腐败、官僚作风及滥权行为，如何在危机时刻避免30年改革累积的社会矛盾不致恶化，无疑是北京高层面临的新难题。

改革往往是“逼”出来的

　　这其实也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危机也是机遇”是被古今中外发展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凯恩斯学说应运而生，且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罗斯福总统推行的百日新政，用“看得见的手”帮助“看不见的手”拯救了美国，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阴霾，成为人类史上化危机为转机的典范。与此同时，这次大萧条也成了苏联大国崛起的良机。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还是一个落后贫弱的农业国，工厂老化、技术陈旧、重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缺乏。而5年之后，苏联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化的转变，成为世界级强国。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计划经济难以为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但中国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1997年前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成长起了一大批像韩国的三星集团和中国的力帆集团这样的国际化企业。尤其是三星的崛起已成为由危机化为转机的经典个案；2003年蔓延全国的“非典”（沙斯）以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则大大考验并提升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稍纵即逝，它只青睐那些既有政治智慧又不乏政治勇气的人物。历史上的一些执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不假思索地拒绝改革，或是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意识到“错失良机”。例如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为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启开了改革的“时间之窗”，如果蒋介石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抛弃内战思维，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不仅可以避免一场历时三年的兄弟相残的内战，也不致被赶出大陆，中国就此建立起良性循环的宪政制度也未可知。

　　改革往往是“逼”出来的。如何在压力之下换取长久的发展动力，需要做冷静的思考，精密的布局，更需要在思维上推陈出新，谋定而后动。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仅在经济层面“调控”，政治层面微波不兴，绝非上策。中国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经济危机的助推之下，必然会涌动、鼓荡乃至爆发，从而孕育着中国发展路向的无限可能。

　　危机也是机遇，改革正当其时。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是改革需要外部动力，风平浪静的年代难以改革。其原因在于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历史性变革，变革需要外部的触动。比较而言，在危机时刻推动政治改革其风险与成功的几率并存，但成功的几率更大一些，因为：一、在这个时间段民众的承受的能力往往也比较强，对改革者的努力会有更多的理解；二、推动改革所影响的组织业绩损失比和平时期少得多。就是说，改革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对推动者来说风险相对较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政治改革总是如履薄冰，而前进每一步都需要破除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与迷思。现在也是一样，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特色”的体制似乎展现着特有的优越性，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的迅速反应，北京奥运的完美落幕以及卓有成效的经济刺激方案，对比美国的包括美林证券、房利美、花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巨无霸相继沉沦、白宫束手无策，无疑增强了中国对现有体制和发展方向的信心。

　　于是乎就得出一个结论：不搞政治改革也能发展经济，不推动民主建设也能实现“强国梦”。但不能就此认为政治改革可有可无。

邓小平说过，“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经济繁荣必带来利益纠葛，矛盾冲突。况且，诸如工人下岗、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等沉积多年的社会矛盾，仅从经济角度思考就很难有什么结果，唯有通过政治改革，完善体制和机制才能有效化解。

改革核心依然是民主

　　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变化主要在经济，政治改革基本上裹足不前，这当然不是事实。依30年前中国以政治立国的情势，如果没有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与社会的变革是不可想象的。另有一些西方学者担心，应对经济危机有可能成为北京高层放弃政治改革的借口。曾被官方媒体高调宣传的大部制鲜被提起，中国民众期盼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按下不表，反腐机制仍没有太大突破，都令外界深感疑虑。这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不但让中国政治改革举步维艰，也增加了利用外部矛盾转移视线的诱惑力。

　　这种认识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并不一定准确，因为西方学者对中国式改革思维要么是一知半解，要么是存在偏见。例如当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西方国家并不看好，认为只触动经济层面而对于政治体制按兵不动的“跛脚”改革不会成功，结果是，中国基本实现了“大国崛起”。例如现在，北京认为“社会和谐”是当务之急﹐但是在西方看来，北京力倡的“社会和谐”就是维持现状和暂停实行政治多元化的同义语。事实上，实现“社会和谐”需要融入政治改革元素。西方学者表示，只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紧张的问题﹐而北京则认为经济稳定才是维护秩序的一种更可靠的选择。

　　这种认识上的错位，使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常常成为西方媒体的批评对象。对于一个国家变革的路径，需要得到外界的理解与尊重。因为变革必然会在一个现实平台上展开，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如何平衡变革社会中权威与自由的关系，如何将普世价值融于个性化的民族文化和体制之中，外界说三道四往往不得要领。狂飙突进式的改革固然不失为一个选项，但是对于中国来说风险太大，付出的社会成本也会很高，“稳”字当头、循序渐进，进程虽然缓慢，然而脚踏实。已故的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经这样忠告：可以预期，未来的政治变革仍将以稳健和缓进为特色，积小步为大步。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2月表示，“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现在对民主的讨论到了非常重要的关头。”政治改革的核心价值还是民主，道理很简单，扩大公众的参与管理，有助于充当安全阀，释放社会紧张的压力。中国多年来就在试图解决权力高度集中的难题，效果并不明显。权力高度集中最大弊病就是缺乏纠错机制，政党纠错机制并非来源于党内而是公众监督。倘若北京高层能借金融危机的势头逆势而动深化政治改革，不仅会事半功倍，也比较符合社会期待。

作者是旅美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