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新闻网
既要搞“文革”，就不能不有一个得心应手的机构，当年整风靠的是“总学委”和中央调查部，如今又炮制出中央文革，可谓异曲同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这是毛泽东晚年的杰作之一，是他发动文革的工具，也是领导文革的匕首，这个非驴非马的机构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中国政坛十年之久，影响之大、横暴之深为我国历史所仅见，所以，不特研究文革史、党史必对此机构发生兴趣，就是立足中国官制的朋友也须不能忽视。
袁世凯蒋介石军机处
满清覆灭，袁世凯窃国秉政，竟衣钵此法，仍沿袭军机处的内涵设立政事堂画葫芦于内阁、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师效军机处其后，只不过此公蛇心吞象未成大业。不过，老袁虽死，薪火依旧相传。蒋介石殄灭党内群雄坐登大宝后便以此为法，设立侍从室，此为现代版军机处。侍从室权力之大，在抗战中官场无人不知，侍从室不设主任，只有一处、二处、三处等，各司职掌、各有任用且各有监督，蒋高高在上，独揽最后裁断之权，所谓蒋家独裁自此开始。然而，蒋介石此人因受正统儒家思想浸染和洋化的媳妇、国舅的影响以及植根于外来货色的国民党党文化的薰陶竟不能全然领会“军机处”的秘诀，宪政前后，侍从室告终，蒋本意是以大政民出示大公于外国人，却不料自贻伊戚，曹阿瞒说：“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足以为蒋作注脚，好在老蒋到了台湾终于参悟此中关键，乃以家传天下，儿子即位，庶几不负侍从室创立的初衷。
中共初期的军机处
中共初期，也有军机处的构想。例如王明北上苏联，留下博古等六人（张闻天回忆则说是9人，刘少奇等3人是共产国际加上去的）组成政治局看守中央即有此意，不过，王明留下的6人看守内阁没有维持多久，主要是博古此人有专美的企图，留苏派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博古后来拉周恩来、李德组建最高三人团，不独抗衡党内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也在于歪曲海外的王明。但是，博古空有大略却无实行的本事，湘江一战，三人团在思想上已告瓦解，继而遵义会议从组织上彻底阉割了博古的设想。
1943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党内最高三人团，此时毛已经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只不过，这时候的中共还是喜欢照搬苏共的一套把戏，自家传承的文明并不占主流。例如1943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实际就是效法苏联肃反中史达林、日丹诺夫、叶若夫三驾马车而来。1945年，以五大书记掌管中央，政治局成员倒成了书记处的帮闲。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不为毛泽东所沿用，特别是建国以后，立意要以大一统局面宣告内外的毛泽东开始留意收拣中国历史精髓为其所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全面改组便是先声。
1956年，中央秘书处再改为中央书记处，成为党史版的“军机处”。但是，我们须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此前的中共中央秘书处抑或此后的中央书记处，那都是经过党章、党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可的，具有公开效力，而不似中央文革这样下里巴人。
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两个版本
关于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原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此前的彭真、陆定一版的，再一个就是陈伯达、江青版的，一般说中央文革都是特指后面这个陈伯达、江青版的。
1956年八大上成立的新版中央书记处原来是毛惯于使用的手法，借助一人控制另一人即利用邓小平遏制刘少奇。但是，由于邓本人在1957年之后和毛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渐有分歧以致于这个书记处完全不能如毛所想的那样挥洒自如，于是，毛早就想另辟蹊径，再造一个书记处出来。到得1966年，彭真等人先后垮台，中央文革终于浮出水面。
这个小组表面上云集了党内多数政治秀才，却并非真的为文化而来。组长陈伯达号称理论家，毛泽东讥讽其人为“中国的马克思”，然而，陈“克思”对于毛为何许人最为清楚，后人说曹操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富贵，而毛其人共患难也比较难，何敢奢求同富贵？刘少奇托陈伯达找一个秘书，陈竟然毛遂自荐。毛泽东身边五大秘书，除江青外，其他四人无不先后叛毛而去，可见伴虎之危！
陈伯达早年有过不光彩的经历，晚年的老陈还在遗稿中为此喋喋不休，似乎别人都是胡说，只有他自己才是布尔什维克。薄一波和陈伯达颇有憾恨，在延安时，薄一波以质疑的口吻向刘少奇提出意见，即陈伯达何能重用？适时，毛刘正处蜜月，刘少奇怎么能管毛泽东的“私事”，刘对薄一波说，陈当个秘书还是可以的。而中央文革也就是毛泽东在文革的秘书班子，陈做的仍旧是老本行。
除开陈久在毛泽东身边的因素，剩下的就是陈怯弱易制。且中央早有明文，陈告病期间，由江青主持小组工作。这才是中央文革成立的灵魂所在。（《开国元勋相煎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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