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从我四次被“告密”谈起

作者：曹长青


从网上读到北京作家章诒和揭露老画家黄苗子文革时“告密”，
导致他的诗人朋友聂绀弩被政治迫害的文章，随后也读到对章文
的质疑声音，更有支持叫好的文章。对于黄苗子到底是不是告密
者，毕竟读到的资料有限，还难以定论。但对以李锐和于浩成为
代表的一些人，强调不要纠缠历史旧账的观点，我认为很值得讨
论。
曾给毛泽东做过秘书，后来追求民主，被认为是“党内民主派”
的李锐强调，不要纠缠过去，要算历史大账；说如果打小报告这
种“小账”算起来，“冤冤相报何时了！”另一位前中共公安部
群众出版社社长、滞留美国多年后又返回北京的于浩成还为此写
了专文，也强调“不必要纠缠过去是非”，说在恐怖时代的告密
远非个人善恶问题，“是制度逼人为鬼”。
政治告密当然首先是专制制度导致的恶，但却绝对和个人的善恶
有关。因为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告密，还是有很多没泯灭最基
本做人道德底线的人，或者说不那么“恶”的人。在中国那种政
治环境下，谁都知道，告密会给被告者带来政治后果；同时也清
楚，告密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好处。这是对告密行为必须追究
个是非的关键。
对于告密曾很普遍，现在仍存在的国度，如果人们不是群起谴责
这种缺德、害人的行为，不强调是非、善恶等基本人类道德准则
，还主张“不要纠缠过去”等等，这几乎等于是默许告密；更是
对成千上万因被告密，个人的青春、前途、甚至自由和生命都被
剥夺的受害者的亵渎。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没有经过反右，文革时也才小学六年级
，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没有聂绀弩那种因被政治告密
而几乎致死的体验。但仅从毛死后第二年中国恢复高考后考入黑
龙江大学，到1988年离开中国（抵美），这短短的十年期间，我
就曾四次被人告密。这还是在政治环境远不像反右、文革时那么
严酷的年代。
第一次是在考入黑大中文系之后，那时邓小平刚复出。暑假时，
牡丹江市林业局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刘树德邀请我到他那游览（当
时我热衷写诗，牡丹江有个镜泊湖，风景优美）。中午我住进林
业局的招待所，房间有两张床，另一张已有人住，他正脸朝墙睡
午觉。当时我热衷政治话题，朋友相见，胡“侃”了一顿自己对
时局的看法。
第二天，刘树德来找我，有点紧张地说，“出事了，咱们昨天的
谈话，被那个房客向保卫科检举了。”原来那个人是假睡，偷听
了我们的谈话。刘树德说，他被保卫科叫去，交代、解释了老半
天。后因他是党员，又是宣传干事，而且他家是林业局老户，和
领导的关系还不错，最后总算疏通、摆平了这件事，躲过一劫。
否则，我可能会被那个保卫科扣留，或把材料转到我们学校，麻
烦就大了。
那个房客也是外地来的，他跟我既不相识，更无怨仇，为什么告
密？是革命警惕性太高，还是因为我和朋友高谈阔论，影响了他
睡觉，就“报复”一下？反正中国是“八分钱查半年”（只要寄
封八分邮票的检举信，就会被查半年，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不
管这个房客什么动机，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清楚地知道，这会
让我们遭罪或倒霉。在没有任何人逼迫的情况下，他这种行为难
道不是个人善恶的问题吗？
第二次也是大学期间。有次从北京回哈尔滨，路过长春时停了一
晚。当时全国各种文学社团兴起，我在黑大主持“大路社”，徐
敬亚在吉大主持“赤子心”诗社。大家互通信息，一派踌躇满志
。当时写诗和政治气氛是有密切关系的，又正值北京西单民主墙
运动期间，大家都对《今天》呵《探索》等很感兴趣。我们东北
是偏远地区，大家都想听听北京的消息。而我那次去北京，除了
和《今天》那帮诗人见面，还去了民主墙主角之一的徐文立家，
以及《探索》编辑路林家，拿到一些该刊，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自
我辩护词等。于是当晚就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跟大家聊了起来
。
当时来了很多同学，有刘晓波、徐敬亚、吕贵品等，大家围在一
起，听我讲北京的“新闻”，谈话间也穿插一些被认为是政治激
进的评论。一个大晚上，非常兴奋，大家聊啊，侃啊，简直欲罢
不能。今天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那些年轻的面庞，那些对未来
的渴望，那些飞翔的梦想，尤其是那份热烈的青春激情，实令人
难忘。几年前，刘晓波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谈到我在他
们宿舍谈政治的那个晚上，还记得当时的热烈气氛。
但就这样一场年轻人的天马行空式的漫谈，立刻就被告密。我回
到黑大不久，系领导就来找谈话，让我交代在吉大学生宿舍都说
了些什么。我当时很纳闷，他们怎会知道我去了吉大，还知道我
说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发现被人跟踪。好在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
教授（周扬长子）是我们“大路社”的顾问，他思想开放，非常
支持爱护我们。经了解才知道是吉大中文系宿舍有同学向吉大党
委打了“小报告”，然后由吉林方面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
到黑大。后来跟吉大的同学见面时，他们分析，这事很可能是他
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刘某干的，因为那家伙一向很左（当然这只是
推测）。
但不管是谁，有人告密是确定的。在被要求“交代”谈话内容时
，我根本无法记得自己都“侃”了些什么，一晚上说了太多的话
，怎么知道该“交代”哪句？于是就被认为态度不好，抗衡领导
。后来还是由于周老师的斡旋，加上他根据报告上的内容，暗示
我，“你是不是说过这个”“是不是说过那个”，“是”“没错
”。这才算“坦白交代”了。我虽然当时没被处分，但大学毕业
被留校反省时，这事还是罪状之一。
第三次被告密，发生在1982年初大学毕业之际。当时学生是八个
人住一个宿舍，我在门口下铺，斜对角上铺是从桦南县农村来的
张少军。当时的大学生，到了晚上睡觉前，总是七嘴八舌地议论
时政。我常常口无遮拦，发表一些比较出格的言论。张少军很少
插话，平常他也比较蔫。到了大学毕业时，他有点神色不定，因
为听说可能要被分回老家桦南。
可是我“救”了他，使他分到了北京香山的国家安全部门。因为
他躲在被窝里，偷偷地记录了我在宿舍里的政治言论，写成了一
本子，毕业时交到了校党委。结果他被学校认为觉悟高、思想红
，北京安全机构只有一个名额，就给了他。
同学们都毕业走了，我却被留校审查。当时的黑大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夏毅文很左，人也不是那么精明。有一次他跟我拍桌子，
说我不交代后果会怎样怎样。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宿舍讲什么？
你是瞎编的，来讹诈我。他竟脱口而出，你们宿舍的张少军同学
都记下来了，这里有一本子你的错误言论！你再不交代就晚了！
本来大学毕业时，我通过写诗和诗歌理论，有了点小成绩（还入
了官方作协），加上诗歌界朋友、编辑的引荐，好不容易得到北
京《诗刊》一个名额，指名要我。那年头，能进入全国一类刊物
，实在可谓命运转变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却因被告密（当然还
有主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路社”的原因）而葬送了
。
我被视为“坏学生”要被分到边疆小镇黑河。后来由于副校长鲁
刚曾是右派，有过被整经历，对我比较同情；中文系还有五位教
授联名，请求把我留校。最后系主任尚鹤祥想出一个折中办法，
既不分北京，也不发配黑河，留在了哈尔滨一家宣传计划生育的
健康小报。否则真的分到黑河，如果中国不发生变化，继续毛时
代的情形，那么我人生的这一个巨大反差（从首都到边陲小镇，
从国家级刊物到末等小报）就可能影响我一辈子。大家不要忘记
，当年的时空环境对人命运的影响有多大。
我这上述三次被告密，都是告密者在毫无政治压迫的情况下，主
动去做的。这里难道没有人心之恶？可以一笔都算在制度上吗？
第四次被告密，是我在广东的《深圳青年报》时。我在黑龙江那
个小报困了两年之后，毛遂自荐调到了《深圳青年报》。这张报
纸因发表了很多出格的文章，像王若望的“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
横”，方励之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刘晓
波一炮打响的演讲“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等，最后以“劝邓小
平退休”为爆发点，被关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报纸
还不敢探讨这些问题，这到底是我们青年报的悲哀，还是中国的
悲哀？！）
当时中宣部派来一个姓关的处长，带着工作组接管了报社。在审
查期间，由于老关人显得很豪爽，又是我大学同学、后在《深圳
特区报》做编辑的李明英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时的同学，所以很
快成了哥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聊天，几乎无话不谈。报纸关
闭时，由于我从东北调进报社的徐敬亚、吕贵品户口还没落下，
市委坚持把他俩发回吉林，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商量怎么跟市委
斗智，设法把他俩妻子的户口先落下，等等。报社关闭后，由于
老关喜欢深圳，就没回北京，我们还继续是哥们。
但后来发现，对我们的行动和想法，市委好像都有了解。比如有
一次我和徐敬亚、吕贵品去海南参加一个“酒文化研讨会”，人
刚到海口，就被会议方面通知，不能到会场，说海南公安局接到
深圳方面的消息不许我们参加会议。我们三人被窝在旅馆，很是
气愤。这事没几个人知道，怎么海南公安局了解得那么清楚？后
来从一位和市委书记梁湘、常委邹尔康关系都非常密切的记者朋
友那里得知，老关实际上是个两面人，他把我们的想法行踪等等
，都密告了市委。老关后因贪污公款被判刑，听说现在还在监狱
。
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还不是在反右、文革期间，就经历多次被人
告密。可想而知，在残酷的政治运动期间，又有多少人，因被政
治告密而遭受更大的人生灾难！如果今天都以李锐、于浩成的观
点，不要纠缠过去，把它都归罪于制度，来一“制”遮百丑，那
么那些因被政治告密而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事业前途被
毁，就都一笔勾销了？那中国人的世界还要不要谈人类最基本的
行为准则？为什么西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追究纳粹时
代出卖犹太人（造成迫害或死亡）的德国人？他们是否也可以都
归罪于制度，或说是执行公务（上级命令）？如果没有人本身的
品德的善恶问题，那为什么会有德国商人、军官等冒死保护犹太
人？
对于当年那些告密者，今天很难法律追究，但起码得道德谴责。
这不仅可能促使当事人的良心发现，还可能对今后的告密者构成
一种心理制约，不可以心安理得地告密、出卖他人。
我把和上述事件有关的人名都列了出来，一是为了证明事件的真
实性；二是认为今天谈这些已经不会给任何当事人带来政治麻烦
；三是期待有过告密历史的人能有一个自我反省。如果告密者能
够公开反省，给大家一个明辨是非、思考做人道德底线的机会，
那不仅不是耻辱，而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甚至令人感动的。
最近看到一篇介绍加拿大记者黄明珍（Jan Wong）对当年告密行
为的忏悔道歉文章，相当感慨。当年才19岁的第三代加拿大华裔
黄明珍因被西方左派蛊惑，热爱毛式共产主义，文革期间前往北
大学习。当时她是周恩来特批的两个外国学生之一，完全被当局
掌控。但有一天，在没有“特定老师”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中国
女同学跟她说，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去美国。黄明珍很不解，中
国那么好，怎么还要往外跑？她把这事报告了校方。
后来她当加拿大驻京记者时，目睹了六四屠杀，对共产主义的幻
想完全破灭。她翻看以前日记，想起当年曾告发一个同学，感到
后果可能严重。她带着丈夫和孩子，从加拿大到北京，打听那个
同学的下落，要当面道歉。后几经寻找，终于跟那个同学电话联
系上了，约在北大见面。黄的儿子很紧张，担心妈妈可能被那个
同学雇人揍一顿，因为听说那个同学最后没毕业，被送到北大荒
劳动教养，多少年的岁月被葬送了。但见面时，那个同学上来就
给黄明珍一个拥抱。黄不解。这个同学说，当时她把出国梦也告
诉了其他同学，有24个人告密；但现在只有黄明珍一个人，还是
不远万里从外国来，跟她道歉。
为什么那24个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道歉？从李锐、于浩成等不把
告密当作严重的人品、人心善恶问题，而统统归给制度来看，还
有相当一批中国人，不把这种严重缺德的行为看得很重，这等于
不把摧残别人生命的事看得很严重。这才是严重问题！
2009年4月29日于美国
——转自《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