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绝食结束，可依旧没有人来提审我们，我简直有点后悔搞绝食这种名堂了，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们干什么。既如此，在看守所里我们就不像刚来时那么老实了，上演最多的节目就是隔号子对唱。以前林老板在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玩这种把戏。林老板在部队里搞过文艺工作，歌唱得很好，很多老歌的歌词都能记得。二，四，六三个号子分别由建民，我和林老板出场，往往一唱就是三两个小时。晚饭后当兵的都去看电视了，我们看不到电视，只能干着急唱歌。当兵的看电视时总把音量调到我们听不见，这更让我们产生对立情绪。本来听电视也是一种享受。
林老板走了之后，立夫又不能接替他的歌喉，只能由我和建民对唱。建民和我多少有点缘，基本上我唱的歌他都能接下去。习惯就在歌声中养成，几乎每天都要唱上一阵子。那一阵电视里正在播台湾的连续剧《婉君》，里面有一首歌很动听，而且符合我们的处境。每天晚上片头响起这首歌的时候，当兵的总要把音量调大跟着学唱，我们也跟着听了多遍，慢慢也就会唱了。 (博讯 boxun.com)
有一个福建兵会吹箫，经常坐在我们头顶上吹些曲子。箫是中国特有的乐器，音色低沉，很适合表达满腹愁肠心事。用箫吹奏“婉君”这首曲子，简直能让人听了落泪。只要箫声一起，我们这些人都鸦雀无声，静静地去听。音乐的力量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阴森森的囚室里，能听到婉转悠扬的乐曲，也算是一种宽慰。
在快要离开西善桥之前，我和一群当兵的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起因是一个浙江老兵下来巡查时要我在铺板上坐端正，可我们时间一长 随便惯了，我更是对他的盛气凌人感到愤怒，故意和他作对，不听他的那一套。于是发生口角，那个浙江兵罚我脸冲墙站好，这下子惹火了我，非但不买他的账，更是和他大吵起来。那浙江兵是个兵油子，满口脏话，威胁说要下来揍我一顿，我回敬他一句，如果不下来揍我就不是人。结果双方对骂得热火朝天，新兵们纷纷跑过来帮腔，都想要好好揍我一顿。那时候我的火气很大，满口全是挑衅的话，把他们气得乱跳脚。后来还是那个当班长的安徽兵来劝。我说了一大通理由表明那个浙江兵如何不懂道理，班长只说了一句，他们都比你岁数小，你是受过教育的人。其实班长的岁数也比我小，想想他这话也有道理，气也就消下去了。
那帮当兵的固然没下来揍我，但那天晚上看守所的所长还是来教训了我一顿。所长讲话的口气显然没把我当正常人对待，口口声声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待罪之身，应当老老实实服从管理。结果我的火头又窜上来，问所长是不是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了，怎么当兵的满口脏话，像土匪一样。这话惹恼了所长，声色俱厉地警告我说明天找我谈话。我想这下坏了，明天所长一定叫几个恨我的当兵的把我痛打一顿。没想到第二天所长把我提到审讯室和颜悦色地教育起来。先是教育我不该说“国民党”那些话，然后又问了我的一些个人情况，毫无要惩罚的意思。我也见好就收，表示昨天在气头上，有些话说得不恰当。临结束时所长还问生活上有哪些困难，我要求洗热水澡，增加放风时间，并且要求晒晒被子。所长表示前两条是有规定的，晒晒被子完全可以。把我送回号房后，立即就让值班的士兵帮我们晒被子。这一条可算是我斗争一场的结果，既不丢面子，又得些实惠。一直到被转走，我在西善桥都过得很安稳。
南京军区政治部看守所是部队的地盘，外人轻易不知，但军队里却经常有人来参观视察。有一次军区政治部兰主任来视察，这个少将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看守所上上下下准备得很充分，一再叮嘱我们兰主任来的那天要标标准准坐在铺板上，不能乱走动。我们也想见识见识这位兰少将，就老老实实坐在那里等。谁知道整整坐了一个上午也没见到兰主任。原来他根本就没上来看号房，只在楼上的监控室简单看了一下就走了。这位兰主任后来升了官，当上了南京军区的副政委。我从兰主任的视察上看出点问题。其实到监狱浮光掠影地看一看根本不可能了解监狱里的情况，这一出根本就是做戏给参观者看的，我们只是道具罢了。
自从90年夏天和建民最后一次见面，我再也没见到过他。如今虽说近在咫尺，却是只闻其声，难见其人。和建民见上一面的念头一直在我心头。我把这意思和大李说了，大李很理解我，每次出去干活回来都要向我描述一番他见到的建民和立夫的样子。可这并不能代替我的眼睛。有一天，机会突然来了。那是一天吃中饭的时候。看守所的规矩是当兵的先去吃饭，留一个人值班，他们吃完之后才用两个铝皮桶给我们送饭。那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本该留下来值班的士兵也跟着一块去吃饭了，而建民和我的号子的放风门又都没关上。我和大李出来转的时候，大李极力怂恿我用隔壁小杨的方法爬到墙上和建民见一面。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上面，只是根据关久了之后变得特别灵敏的听觉判断可能没人，于是我开始装作无意的样子叫“二号，二号”，建民正在放风池里，立即回喊“四号，四号”，我就要他爬上来，我这边也一荷身往墙上爬。可毕竟关久了，一点力气也没有，大李在下面使劲托我的身子才使我的双手抓牢了铁笼子上的铁条。从二号的墙上露出了建民的脸，我想他也和我一样吃力。建民的头脸让我吃惊，没想到半年多不见，建民的脸变得纸一样惨白，头也由于被剃光了，显得比以前小了一号，这与我以前见到的那个风流倜傥的年轻人有了天壤之别。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我想建民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也一定和我有相同的感觉。由于这样的机会几个月来只有一次，我们赶紧把最重要的话说了出来。我告诉建民，女吴和那个保管材料的女学生出卖了他，让他了解这一情况，并且说了尚未进来的几个人的情况。建民对我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说要坚持住，不会有什么事的，王丹也不过被判了四年，我们不会怎么重的。由于怕被发现，我和建民只说了几句话就从墙上下来了，最后说了几句要对方保重的安慰话。这是我在看守所里与建民唯一的一次见面，而且是以那种方式，实在让人感慨良多。其实那时的见面也不在乎说些什么，毕竟，我们是为了同样的事才进来的，互相见上一面就已经达到目的了。至于建民说的王丹只判四年的话，当时我也深信不疑，要知道，王丹“六四”后排在通缉名单的第一位，他只判四年，估计我们也不会重，我更是认为自己可能会被放掉，抓进来只不过为了教训教训我，让我吃点苦头。这也正是我在西善桥看守所敢于大闹一通的原因。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我的想法有多幼稚。
五月的一天，吃完早饭没多久，就听到开门的声音。看守所的门是轻易不开的，一般开门都是提审。我和大李都是久不见动静的人，所以很注意地把耳朵贴在门上想听出点情况来。但那天的开门声很怪，好像是这边开一个门，那边开一个门，究竟是干什么，谁也闹不清。上午值班的是“大光头”小董，尽管他与我们的关系不错，但越是关系好，越不好意思让人家为难，所以我们一直没向他打听，小董也一反常态，在巡视过道上来来回回地走动。根据以前的经验，值班的士兵这样做肯定是有什么事了。又过了好长时间，那边的动静没有了。这时小董走到我们的窗前对我说，你们要走了。这话让我怔住了，不知道要去哪里。我赶紧问大李有什么事需要我出去之后帮他办。大李似乎要比我清醒，并不认为会放了我们，只说没什么事。这和以前我和大李互相关照的话可不一样。我们俩已商量多次了，如果谁先出去的话，一定去对方家里看看。还没等我想完，号房的门被打开了，“死了爹”进来让我收拾行李，问我在储藏室有什么东西。储藏室在七号，堆放看守所认为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我的一双棉鞋和被收缴的物品都在那里。我一边准备行李，一边在想今天会发生怎样的事，慌忙之中把储藏室里的那双棉鞋忘记了。行李用床单一包就可以拎走，里面的东西不少。全部收拾好之后我就被带出了四号囚室，是怎样和大李道别的都忘记了。我还是从被送进来的那个门走出去的，走过预审室和军事法庭的时候我多看了几眼，感觉告诉我，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到这地方来了。出了军事法庭的大门，远远看到值班室门前站着几个人，其中有看守所的所长和主管看守所日常事务的刘干事。再走近几步，看见建民蹲在大门口，穿着一套海军蓝的军装。建民以前当过兵，是海军。我被领进值班室，刘干事把我进来时被收缴的东西交还给我并让我清点一下，没有少东西就签个字。手续办完，所长把一袋白糖递给我，并且向我说明这是准备用来强迫我进食用的，后来我停止绝食，没用上。我被送进来的时候身上有些钱，饭盆和白糖都是用我的钱买的。所长把剩余的钱找给我，并对我说以后有机会来玩。我以为这是暗示我将被释放，心里很高兴，和所长客气了几句，感谢他这段时间的照顾。话说完了，我被交给一个四十来岁从未见过面的人，并被戴上手铐。这是副老式的黄铜铐，与安全局用的不同。我也不知道那铐我的人是谁，铐完了就站在自己的行李旁边等着。
又过了一会，看见立夫被带出来，也是一个大包袱，像出门逃荒的人。立夫还拿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盆，没想到他竟一直享用着这东西。在牢房里，外面日常生活很平常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很奢侈的，像手纸，肥皂，脸盆这些，根本就是生活必需品，但在牢里却不一定能用上。所以在关了一段时间的人眼里，这些都是好东西，这感觉是常人不会有的。立夫也照例进去办了手续，可我看见所长并没有和他讲话。我又以为这是我比他们两人问题要轻的明证。立夫办完手续后也被戴上手铐，经过我身边时我们用眼神相互打了招呼。立夫的个子不高，关了半年，像是更矮了，只显得脸上的那副眼镜很突出。来办交接的人和看守所的人打完招呼后把我们带出了看守所的大门，门口依旧有一个目不斜视的哨兵，荷枪实弹。大门前停着一辆微型面包车，挂着警灯。我们三人的行李都很大，往车里塞了好一阵才把我们放进去。建民被安排在座位上，我和立夫只能趴在行李上，车后面的门都没能关上。司机的脾气很大，警告我们要自觉，他就是在看守所给我戴手铐的那位。车的前座上坐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穿西装的小伙子，口气比较缓和，告诉我和立夫不要讲话。建民和我们之间隔着行李，孤单地坐在座位上。
小面包一路开出了看守所外的军营大门，七拐八弯上了大道。别了，鬼使神差般关了四个多月的地方，可能今生今世都不会有机会再来了。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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