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晓丽
如果真的有一个12岁的孩子死在了这个游行中,我们能忍心把他叫做烈士吗?我们能因此,去谴责北洋政府的残酷吗?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12岁的孩子,脑海里会有什么政治概念。
学生运动,是民国历史的一大特色。
从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到一二九运动,次次惊心动魄,为什么学生如此执着于政治?
这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里说,正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读书人失去了参与政治的途径,而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又很能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另外再加上中国式的现代教育,学生们一起上课,一起住在集体宿舍里,所以容易聚众。如果再加上政治家们的煽动,让一群年轻的学生走上街头面对政府的枪口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
1927年,就义前的李大钊
三一八事件之前,李大钊等人曾在翠花胡同对学生进行动员。书画家董寿平当时是东方大学(辅仁大学前身)学生会的代表,亲临了这次动员。李大钊在鸦雀无声的会上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我们这是首都革命。但是董寿平认为以游行改变政策是不可能的事情,正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说:“李大钊他本身是书生,利用学生去卖命。所以我对那个认为冒险,危险得很。”游行的那天,董寿平躲到了队伍中间。
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与当局的对峙,失控在所难免。刘和珍等人死了,不知道怎么混进队伍的中学生也很冤枉地遇难了。
梁启超一边谴责北洋政府的残酷,一边谴责示威游行的组织者:
“为惨遭毒害的青年们著想,我们痛定思痛,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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