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

中国网滨海高新：www.022china.com 　时间： 2009-02-22 14:59:44

概要：2005年8月，《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了，这位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沦陷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在文坛上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再度推出她的作品，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

2005年8月，《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了，这位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沦陷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在文坛上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再度推出她的作品，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汇集了梅娘的散文近作六十篇，书信八十八封，有关于赵树理、萧红、张爱玲、关露、遇罗克、刘索拉的描写，以及致丁景唐、丁东、成幼殊、釜屋修、岸阳子等中外名家信札，文字炉火纯青。而这位文坛奇女子“生活流程中的许多故事，也都在这本书中”。 梅娘，原名孙嘉瑞，祖籍山东招远县，1920年12月22日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她的父亲孙志远在孩童时代就和他的家人移居到了长春，他从给英国洋行当小伙计做到东北颇有名气的实业家。出身豪门的梅娘刚两岁，身为偏室的母亲被正房驱逐，从此生死不明。饱受了失去亲娘之痛的她，长大后取了笔名“梅娘”，就是取谐音“没娘”的意思。尽管如此，梅娘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她父亲鼓励她自立(像男人一样)。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梅娘就敢骑马穿越街道，震惊四邻。当她四岁的时候，在家里同时接受了中西教育——— 她跟一个前清的拔贡秀才读经写字，跟一个俄国老太太学习英语。1930年，当她十岁的时候，在吉林省立女中初中部正式就读，她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九·一八”事变后，梅娘中断了学校生活。正是这个时期，她进行了广泛的阅读。除了看家里的藏书外，还买了全套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以模仿他优美简练的文字，并试着翻译初级英语读物。1934年，她重新回到学校上学，暗地里阅读萧军和萧红的作品，暗地里阅读能够找到的中国书籍。她还把自己的爱和恨诉诸文字。语文老师孙晓野将这些习作辑集成册，取名《小姐集》，交付益智书店。1936年她出版了这第一部作品，很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部作品却永远地遗失了。 1936年，梅娘中学毕业，父亲去世，他的生前好友张鸿鹄，时任哈尔滨电业局局长，说服了孙家，送梅娘赴日留学。梅娘进入东京女子大学家政系学习，这一时期她开始阅读郭沫若、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正当梅娘坠入书海，勤奋阅读鲁迅、朱光潜、邹韬奋、萧红、萧军等人的作品时，卢沟桥的炮声使她坐不安席，彷徨无措。此时，梅娘认识了柳龙光，一个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靠自己挣钱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二人开始了为孙家所不容的自由恋爱。孙家断绝了对梅娘的经济援助，但这并没有动摇梅娘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信念，她选择随着柳龙光流浪。“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示，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梅娘和柳龙光身边，聚集了一批中日反战作家。与此同时，梅娘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也浸透了身世之悲和家国之痛。“残酷野蛮的战争，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我的好朋友澄子，我善良的山口妈妈，包括那从遥远的烽火后方运中国书来京都的日本经理，我确信，他们都不需要战争。我不知道战争怎么才能结束，在异国的星空下，我的心困惑地战栗着。” 由于家庭断绝了对她的经济支持，所以梅娘被迫返回“满洲国”。1938年，她在“满洲国”日本人控制的《大同报》做校对，并主编一周一次的妇女版。同年，柳龙光追寻梅娘到了长春，梅娘拒绝了家庭给她安排的婚事，这对年轻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的住所成了“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也成了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岸田国士的支持下，《文丛》杂志成立了，梅娘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倡导用笔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他们自创的杂志很快就停刊了。之前，《文丛》刊出了梅娘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这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的作品收录了十一篇短篇小说，被认为是“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在《第二代》的前言中，“满洲国”著名作家梁山丁作出了权威性的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39年底，柳龙光受雇于华文《大阪每日》，他们移居到了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给梅娘和柳龙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梅娘目睹了战争同样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娘写了《蚌》、《鱼》和《蟹》等小说。 “珍珠港事件”后，柳龙光夫妇回到了中国。柳龙光被聘请到北平，掌管原来由日本情报部门控制的杂志社，他改组了原有的作家协会，任干事长。梅娘则受聘北平《妇女》杂志，任编辑和记者。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化解中日仇恨，结果被扣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梅娘始终认为把妇女的受压制和男性中心的社会相纠葛，是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源。她在给另一作家吴瑛的信中就说：“我想女人是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这世界变成天堂……女人在这个社会中受到许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这些话语，控诉了“满洲国”男性中心社会的所谓“乐土”。 1943年，柳龙光掌管的几份杂志卖得不错，两人继续秘密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们共同参加了满洲华北的文化联络活动，在北平相对自由的文学界中，梅娘积极介绍“满洲国”的女性作家，如吴瑛、蓝苓、朱媞等。梅娘的《蚌》、《鱼》、《蟹》这三部小说，奠定了梅娘的成功。1943年，《鱼》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次年，《蟹》获得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这三部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年轻中国女性对压迫作出的抗争。殖民社会成为她们的恐惧、没有安全感的压抑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蚌》、《鱼》、《蟹》描写了在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里中国女性抗争不屈的真实。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缓解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 梅娘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是在她二十五岁之前完成的。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三十年悲剧做了伏笔。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梅娘夫妇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叹的是，柳龙光在归途中，所乘的太平轮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梅娘在失母丧父之后，迎来更惨痛的第三次打击。她怀着身孕忍着伤痛把两个女儿带回了祖国。返回大陆后，梅娘曾当过两年的中学语文教员。1951年，她被调到农业部宣传司，是最早参与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则被划为“右派”及嫌疑间谍。她一直被审查，受批判、劳教、管制，划入另册，过着非人的日子。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十三岁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病死在救济院，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治疗不及，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在史铁生看来，正是这位大女儿，让“梅姨”(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理由。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她是当年名震文坛的女作家。后来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者的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发现”了尚在人世间的梅娘。于是这位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女作家，终于重新浮出水面。“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著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 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作品“是以热情和哀怜的情绪作为文学的骨骼，多方面地捕捉人生的动静”。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既带有一般女性作家对战乱中的女性自身的关注，更显示了梅娘自己对沦陷区生活，特别是妇女命运的独异观察和思考。例如《鱼》中的女青年芬，就好像人生罗网中一条奄奄待毙的小鱼。寄读女子中学里，好像尼姑庵似的沉寂。她刚开始萌生一点憧憬和追求，便遭到封建家庭的软禁，这使她枯涩的心更加干枯。对她来说，人生是遍布陷阱，由于涉世未深，她朦胧地爱上一个叫林省民的男人，却不料他是个放荡、暴虐的有妇之夫。她第二次又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另一个有妻室的男人“琳”，对方却怯懦地从她身边走开了。父母对子女的专权、男人对女人的独占、社会对妇女的轻蔑，这三条“线”交织编成一张死死地缠住女主人公的“渔网”。小说以一个暴风雨之夜女主人公哀怨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声抒写得跌宕起伏、凄切动人。女主人公终于发出决绝的抗争：“我，我看破了，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它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这种决绝的抗争，来自对黑暗社会的绝望心情，也来自某种人生信念。 当时南北沦陷区最流行的女作家，首推张爱玲、苏青和梅娘。她们的创作中有个共通之处，是强烈的女性意识，但由于自身修养和地域文化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苏青的作品基本上囿于一己的生活和经历，即使“海派”的风情格调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也未能使其打破题材和视野的狭窄，以及写真人真事和单纯暴露的局限(例如《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而张爱玲的故事总是与十里洋场和老旧殖民地都市的光怪陆离融合在一起，在深层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染，也就能够不动声色地展示封建主义的血腥和惨无人道，具有理想幻灭的反浪漫主义倾向。张爱玲认定男女间的真情，出现在“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的时候(《倾城之恋》)；而梅娘则把“合理的”未来世界，寄托在将出世的孩子身上(《蚌》)。这充分显示出两者的差异。梅娘的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她并不是以“奇”或“洋”制胜，而是注重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假丑恶的时候，并没有泯灭于对真善美理想的企盼。与此相一致，在写作手法上，梅娘的小说侧重心理分析、气氛渲染以及环境烘托，并不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却仍给人以故事感。这不能不说是她的作品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散文的抒情笔致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即使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 陈放在《一个女作家的一生》一文中曾说：“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及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欢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一般论及梅娘的文章，也都因袭此说，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中的《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若仅从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南北沦陷区文学的影响而言，此说基本上没有太离谱；但若说1942年评选“南玲北梅”，时间是不确的。因为张爱玲是1943年才开始发表小说，而梅娘在这之前虽已出版两个单行本，但她的主要作品也要到1943年后才出版。学者张泉认为：“抗战时期北京的报纸我未及逐页翻阅，无法断言是否进行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另外，学者止庵指出梅娘在《我与张爱玲》文中说：“正是那年(按：指1942年)的夏初，北平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炫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可以断定的是，1942年张爱玲根本未到过北平，因此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去过。只是张爱玲在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后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有人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因回忆或者记错，但后来的学者是应该明辨的。 文/蔡登山 （摘自《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民国的身影》，蔡登山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