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反对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原因

编辑：陈震峰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势，要严惩凶手。但调查结果表明，谋杀的指使人就是袁世凯，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也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筹备发动“二次革命”。

宋教仁

同年7月12日，爱国将领李烈钧成立讨伐袁世凯司令部，就任总司令，并随即宣布江西独立，孙中山号召的“二次革命”爆发。然而蔡锷却不同意“二次革命”，并反对以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

爱国将领李烈钧

7月24日，蔡锷在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得比较清楚——“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还有一个原因他自己没有说，梁启超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民国以后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两大势力，一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这是蔡锷所同意的。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后一种“乱暴势力”，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这一点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欢送会上演说时说得比较清楚：“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

当然他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难征伐”。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重要党魁，曾公开倡议“军人不党”、退出统一共和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出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毫无疑问，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就不会那么顺手。这是袁氏后来称帝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力量所忧虑的就是袁代表的“官僚派”，他们最后的决裂几乎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