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连续三天找康生谈话，“文化革命”一词从概念变成行动

作者 青林

1966年3月28日，身在上海的毛泽东找到康生谈话，在随后的两天里多次对康生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系列谈话，主要是表达毛泽东对当时文化工作的不满，其后来的发展，最终让一次对文化界的学术批判演变成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一）

实际上，从60年代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发表对文化教育界的看发。1963年12月，毛泽东评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毛泽东又批评文艺界说：“文艺界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随后，一场整风运动迅速展开。然而毛泽东认为在中央需要成立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此事。于是1964年7月，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等人组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二）

据记载，当时并没有“文化革命”的这个提法，五人小组也恰好是因为由五个人组成。不过，在发表和批复文件的时候，由党内一位同志率先使用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说法。

历史的发展有时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后来，“五人小组”消失了，最终出现了所谓的“四人帮”；而“文化革命”这次词保留了下来，由一个概念，变成了一场运动，还加上了一个“大”字。

（三）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举行会议，会后整理了一份提纲，史称“二月提纲”。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两人，在这份提纲里做了一个界定，就是把所谓“文化革命”保持在文化争论的学术范围之内。

但是，“二月提纲”与毛泽东的很多想法并不相符，其中重要一条是，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

于是，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

“五一六通知”对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路线作了阐述

（四）

谈话之后，康生回到了北京。在1966年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谈话的精神，这次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这也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的初稿。

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初步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集中批判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还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这个文化革命小组就是后来四人帮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