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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高皋的海外流亡生活与写作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转变。高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三头马车时代》一书以三人为主线，系统叙述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分歧和冲突，是一部“后文革时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史。
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高皋发现法国国家科学院有个“中国研究中心”，馆藏资料十分丰富，于是当别人去搞运动的时候，她就天天泡在那里。在国内时，她已经在1986年出版了一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那是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耗时六年完成的。在巴黎，高皋关注的是中国从1976年至1990年的发展，1993年，三卷本的《后文革史：中国自由化潮流》出版。
后来，严家祺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高皋也来到美国。
来美初期，高皋不会英语，硬着头皮学习了助理护士课程，有一段时间做了家庭护理，之后凭着医学院本科生的底子，“连蒙带猜”考上了护士执照，并被纽约卡布里尼医疗中心（CABRINI MEDICAL CENTER）聘用，照顾临终病人。
医院里的华人员工不多，高皋从不掺和到工作人员的是是非非之中，只是埋头苦干。高皋形容自己在医院的十年，上班时就没慢慢走路，一直都是小跑工作。她家里放着一张医院给她的优秀员工奖状，背面有医院同事给她的留言，有的就直呼她Go-Go-Girl,很形象地勾勒出高皋的工作状态。
后来因为经济情况不好，医院聘用的员工越来越少，一个人要顶几个人的活儿，高皋形容自己在最后几年的工作就像是“草船借箭里的草人，累得万箭穿心”，只好在2006年提前退休了。也就是在她退休之后，她着手重写巴黎时期的《后文革史：中国自由化潮流》，将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三个人物突出，并从家中藏书中补充了很多新的资料，写成了这一本《三头马车时代》。
用“普遍人性论”看待政治事件和人物
高皋1942年出生于重庆，她的父亲是中国最早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家高植。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高皋是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班学生，89年学运时，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工作。亲身经历了现代中国政治风波的高皋，在写作时没有用意识形态的面纱来装饰政治人物，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入手展现历史事件和人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三头马车时代》里的人物，有理想，更有在冠冕堂皇的理想下的个人权力争夺。
以下摘选书中片段，以说明高皋的叙事内容和写作风格：
胡耀邦谈邓小平“退休” 1985年，邓小平决定更坚决地推行退休制度。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区的负责干部，到了离退年龄的，除个别因特殊情况由组织决定留任外，都应逐步退下来；这一年，胡耀邦70岁，邓小平年过8旬。胡耀邦以为，邓小平和他一样，会一丝不苟的带头执行党的政策。随后，胡耀邦在接受著名老牌记者陆铿采访，被问及接替军委主席职位时，本能地反应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军内的事，历来都有论资排辈的习惯”，想必他也考虑自己以及邓小平的去留问题，但是，他自知自己资历浅，并没有想当军委主席。
1986年5月，邓小平单独邀约胡耀邦到家里谈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表示，已年逾七旬，一定退下；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胡耀邦信以为真，不疑还有余地留在“到时候再说”中，当即赞同。故而在紧接着的欧洲亲善之旅时，心口如一地在记者会上表示，近几年邓小平想少出点主意，而他和赵*紫阳所做的决策相对多了一点；在谈到今后决策继承问题时，又说，自己年龄也不小了，70了，赵紫阳也66了，他与赵紫阳看法相同，从明年之后，也要慢慢退下来。此后，胡耀邦还当面希望邓小平带头退休，以为榜样。赵紫阳和万里表示不赞成邓小平退下来；生怕牵一发而动“全体”的高龄元老则四处活动，坚持“小平同志不能退”。
率真的胡耀邦顿成孤家寡人，说他想当军委主席的谣言在高层满城风雨。老朽们特别是军头到处放话说，胡耀邦浮燥不稳重，要他来统帅三军，军队不服气，不放心，更有人到邓小平、陈云两个超级大佬那儿告御状，诬陷胡耀邦。
“有了权就有一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恍若眼前，刻骨铭心，为了自己，更为着血脉相连的子孙后代，老人们岂肯放掉浴血奋战终生争得的权力？！有了大佬们鼎力拥戴，邓小平在外国记者访谈时春风得意地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我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法拉奇谈话时说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1年了。现在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憨实的胡耀邦竟听不出邓小平讲话的弦外之音。在其后会见外国记者时，言语之间透露出他与邓小平有关退休的约定，还说，在十三大上，将首先是明确规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终身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其次是明确规定了党和国家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以免过分突出一个人的权力。胡耀邦百分之百相信邓小平“全下”的承诺，所以这话是对自己说的，但心怀叵测的人难免不疑神疑鬼，真是一扣未解又添一扣。
老百姓对老人恋栈弄权深恶痛绝，期盼尽快完善，真正实施退休制度，并期望德高望重的邓小平起表率作用。10月21日出版的《深圳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邓小平退休》，恳请邓小平“结束劳作，休养保健”，以有利于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语意平和，态度恳切，赢得读者一片喝彩，迅即传向全国。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一次例会开始之前漫无边际的闲聊时，不知谁将《深圳青年报》的事随口说了出来，在座的彭冲、胡启立等人都不以为然，薄一波立马拉下面孔责问胡启立是不是盼老人们都早点死？！胡启立当即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回道，大家都希望老一辈革命家健康长寿。尴尬之际，赵紫阳走进会场。薄一波转而又责问赵紫阳。赵紫阳即刻请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负责调查，算是当面把事情搪塞过去了。人们虽然依旧调侃那些耳不聪、目不明、坐轮椅、带氧气、插管子的老朽“占着茅坑不拉屎”，但是在公众场合都避而不谈退休问题。
相关阅读：高皋和《邓胡赵三头马车时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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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头马车”的历史考察（1）
严家祺／“三头马车”政治，并不是普遍现象，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现象，这是一种在“共和”名义下的“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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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前三头”和“后三头”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转变。高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三头马车时代》一书以三人为主线，系统叙述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分歧和冲突，是一部“后文革时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史。
在1949年后中国历史上，“文化大革命”前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是多头共治的政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是“前三头”，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是“后三头”。“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大大削弱，毛泽东成了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主宰者。八十年代末，邓胡赵“三头马车”的崩解，使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主宰者。
“三头马车”时代，中国的最高权力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或加上政治老人共同掌握的，这是一种“多头政治”或“寡头政治”。“多头政治”往往有三人的权力比较突出，形成“三头马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杨尚昆、王震都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胡耀邦、赵紫阳的上台和下台、江泽民内定为新总书记人选，政治老人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十年代，邓小平保持最高权力，主要依靠四个因素：一是他担任军委主席的权力；二是胡耀邦、赵紫阳任职来源于他的提名和支持；三是改革开放政策符合“文化革命”后中国变革的需要；四是他在左派势力和自由化势力之间玩弄政治平衡。邓小平的“两手政策”是，当左派势力抬头时，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抑制左派势力；当自由化势力扩张时，挥舞“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打击自由化知识份子和胡耀邦、赵紫阳这些对“自由化”宽容的政治力量。
“三头马车”崩解的后果
“六四”镇压和赵紫阳下台，“三头马车”崩解。“六四”镇压，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除了赵紫阳外，胡启立、万里和很多领导人，包括张爱萍等将领都不赞成戒严和动用军队镇压。就是赞成戒严的人，许多人都不赞同用坦克和机枪清场。在这种情况下，收拾“六四”后中国政治的残局就落到了邓小平一人身上。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决心从根本上抛弃“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理念和制度。1992年邓小平南巡，誓言继续“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大规模私有化的道路。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成了中国真正的“太上皇”。
“六四”镇压的影响，加速了苏联东欧的变化。在全世界舆论谴责用暴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的面前，东德军队不敢射杀奔向西柏林的逃亡者，在“六四”后不到半年，1989年11月9日，逃往西德的人群终于冲破了“柏林墙”。“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二十世纪“马克思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结。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自觉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没有1989年的“六四”，就没有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也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早期弊端的恶性爆发。对外开放、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今天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欧美、港台式的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谴责的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
在电脑联网的今天，资本能够以光速在全世界流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已经逐步卷入到全球性金融变幻之中。资本只有一个本性，总是向着报酬率高的地方流动，当资本如潮水地流向中国时，中国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当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出现危机、银行呆帐日益扩展、经济泡沫日益显露时，外资就会如同潮水般地撤离。如果说，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和闭关自守能使中国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话，那么，加入WTO后的中国就难逃资本主义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规律。
（《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三头马车”的历史考察（2）
严家祺／由於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政府首脑）并不掌握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权。这样的体制不仅包藏着权力冲突的制度因素，而且，使首脑人物的“限任制”不能从根本上发挥权力制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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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世界历史上的“三头政治”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转变。高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三头马车时代》一书以三人为主线，系统叙述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分歧和冲突，是一部“后文革时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史。
“三头马车”政治，并不是普遍现象，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现象，这是一种在“共和”名义下的“寡头政治”。在古代罗马共和国后期，形成过两次“三头政治”。凯撒、庞培、克拉苏斯是“前三头”，安敦尼、雷必达和屋大维为“后三头”。古罗马“三头政治”最终导致罗马共和国消亡和罗马帝国兴起，屋大维在击败另二头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元首、奥古斯都——披着共和制外衣的皇帝。
在二十世纪的苏联，列宁去世后，形成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多头共治”的政治，当斯大林粉碎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进行了大清洗后，形成了斯大林一人独裁的局面。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最高权力也为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共同掌握，当粉碎了“反党集团”、排除了异己后，赫鲁晓夫就独揽了大权。
“悲剧”的制度根源
八十年代初期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意气风发，合作无间。
国家权力可以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在这些权力中，立法权可以为一个团体（如议会，或元老会议）掌握，而国家的最高行政权需要集中统一，就像一辆车只能由一人驾驶一样。“两头政治”或“多头政治”都不能保持长期的政治稳定。在民主政治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为不同机构掌握，最高行政权包括武装部队的统帅权。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1982年中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任期的“限任制”（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由於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政府首脑）并不掌握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权。这样的体制不仅包藏着权力冲突的制度因素，而且，使首脑人物的“限任制”不能从根本上发挥权力制约的作用。1989年的“六四”悲剧可以在这里找到制度上的原因。
社会公正源於国家有“正义”标准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由於中国数千年帝制传统根深蒂固，辛亥革命后，这种帝制还以“一党专政”的面目出现。唐宋元明清的“家天下”变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天下”。
中国的崛起，需要从根本上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这就是要有（1）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统一；（2）要建立保障国家长期稳定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包括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掌握武装部队的统率权，并实行“限任制”）；（3）要厉行法治，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4）要有有助於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抑制两极分化的社会公正机制。
今天的中国，许多混乱来源於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正义标准，1989年6月3日和4日，北京并不存在“暴乱”。连这样影响到最高权力更迭的大事，都可以闭着眼睛，不问是非，硬说发生了“暴乱”，那全国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那不就成了“小事”了吗？只有象1979年那样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恢复正义，才能在全中国确立“正义”的标准。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天安门事件”翻案后才得以推进的。只有有了“正义”的标准，人心顺，道德行为才能广泛传播，社会公正才能确立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地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三者结合起来，中国才能从根本上减弱和消除地区和民族分离主义因素，两岸才能实现和平统一，二十一世纪中国才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统一、文明的国家，这正是鸦片战争以来亿万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多维月刊》）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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